文：Sword
對六四事件的取態是識別統治階層與泛民之間的主要分水嶺，最能體現這鴻溝的經典一幕，莫過於曾蔭權去年在立法會被批評為「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句定調言論：「…六四事件發生已很多年，其間國家各方面的發展都取得驕人成就，亦為香港帶來經濟繁榮，我相信香港人會對事件作出客觀的評價」。一言既出，隨即惹來泛民批評之聲不斷：「難道經濟發展得好，就可以承認殺人嗎？」、「特首[竟]說代表了香港人見利忘義」、「無論經濟有多發達，南韓光州事件、台灣二二八事件一樣要平反」兩套話語，突出了經濟發展不被爭議的前提下明顯的政治歧路。
然而，過去一年來，無論是本地對跨境基建的問題、內地各種國家工程底下造成的本土經濟破壞及拆遷、中港同胞共同面對的城市蝸居生活、03年中央「送禮」後要港人在區域融合中的「還禮」，都使人懷疑現時經濟發展的「不爭事實」。對照著現今市民的日常生活，連說普遍香港人能獲得的「利」也非常值得商榷——整套六四話語中的經濟神話正在崩壞。
被六四中止的經濟想像
甚麼叫做「開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成就我們有目共睹」呢？若果仔細回溯歷史空間，在開放過程中，我們見到兩種常被六四事件分割的發展邏輯，絕非如現時建制派所說那麼流暢和平面。
八十年代的開革開放是具先驗性的，敢於學習及實踐，的確處理了不少中國人在後文革的經濟生活問題。除了我們已聽慣聽熟的「經濟特區」及引入外資，78年開始，國務院大量吸收了蘇聯、香港、新加坡、南朝鮮、臺灣、日本、西德、法國等地的經濟模式，在八十年代初農村提出了「包產到戶」的土地模式，解決了公社式生產的後遺，農民生活也因而得到改善。84年至89年間，一所由社會科學年青人主導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體改所），在當時總理趙紫陽推動下成立。它是一個自主性強的官辦機構，在八十年代中進行不少大膽及實證的經濟政策研究，亦為深化開革開放的政策。以上積極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政策及想像力，成了後來追憶我們對八十年代內地經濟活力的零碎印象。
這種對經濟模式的想像力都因六四事件而煙消雲散，「經濟發展」迅速「昇級」為處理六四後遺的政治手段而非生活所需。如何透過建立經濟繁榮（的景象）來建立政權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成為國家首要考慮。體改所連同一手推動的趙紫陽雙雙成為了禁忌，再也沒有被提起。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了「發展就是硬道理」的偉論，撇開了所有經濟模式的可能，大舉引入短視的香港土地發展模式（尤其是高地價）來製造經濟生活改善的模樣。中央迅速下放財政權給地方，讓地方政府學習香港的高地價政策，透過土地的出售而令部分人致富。從此，中國城市炒房囤地的玩意樂此不疲，許多敢於嘗試的地方政府也不假思索，成為分享利益俱樂部的重要構成；另外，內地以投資大型基建項目刺激經濟（房地產）、大量的資金投入推動經濟發展，其投入規模甚至被經濟學者評為「付出多於創造」（Desperation than Inspiration），GDP的指標水分含量甚高。經濟發展的功能，轉變成為營造一種節慶氛圍多於提供實際生活所需。故此，官方對六四事件的回應（六四促使內地認真地進行經濟發展），不但沒有根據而且恰恰相反。
抽象經濟下的犧牲者
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不但需要大量法制上的配套，又大量消耗土地資源以開發房產，究竟誰能從中得益？當1998年為了讓路給房屋商品化要將保障居住權的福利分房制度取消，眾多基層市民聽後頃刻間都哭了。相對於五十年代的「土改」重新將土地分配給農民，九十年代以來的土地改革政策更多是加速徵收農地的苛法。曾有人統計過九十年代以來，內地出台關於土地政策的檔案，有接近150件，其中許多都是配合土地市場化的進程。暴力拆遷、釘子戶、收地事件層出不窮，近年來蝸居生活成為中央不能迴避的中國城市問題。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使自然環境受到嚴重侵害，人民生活質素每況愈下，在當中能獲益的，或許只是萬科、貪官及透過經濟手段達至政治目的的政權。
21世紀的「經濟發展」論述已變得更加強勁及抽象，已經逐漸揉合了國族主義情緒及全球競爭論述，足以讓人為了提高競爭力及國家排名而忘卻一種日常生活的經濟發展。中央一直透過經濟發展的氣氛來覆蓋急需改革的政制——這仍然是六四以後經濟手段服膺政治目標的老調子。
輪到香港
08年年尾公佈的《珠三角發展規劃綱要》中，提及了珠三角的兩大方針，包括1) 服務業北移及；2) 同城化，我們頓然醒悟（還是在仍在昏睡？），這種一直以經濟手段處理政治問題的意志終於強勢來臨。
回歸以來，香港沉醉於捍衛及改善自己「優良」的城市規劃制度，然而暗地裡已經被納入在社會主義城市系統中，成為全國一盤棋之一。皇后碼頭被解放軍碼頭取代，並不可能是特區層次自動要求興建的；西九龍是港人自己要打造的新中環嗎？廣深港高鐵是從港人實際需要而規劃出來的嗎？顯然不是。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管治勢力正以經濟規劃發展之名著手啟動政治任務，這種新經濟規劃與六四以後「經濟手段服務政治目的」同出一轍。
其實，自03年後內地開展CEPA工作，內地已開始積極以經濟手段介入香港事務。自08年金融風暴，內地開展「保八」工作，我們一方面被安排要協助內地的數字遊戲，另一方面也是要透過區域融合將香港全面納入能夠操控的範圍內。我們先是見到大量區域融合的官方研究，然後十大跨境基建、粵港合作等項目突如其來增加，去年林瑞麟已在內地簽署了52份與內地合作的秘密條款，立法會要求公開細節卻遭到拒絕。發改委公佈《綱要》的服務業北移，我們才開始知道我們要協助內地打造金融中心，深圳的前海區將會在未來的深港機場軋道的沿線中一手就拿走了香港赤鱲角機場的人流，變成前海為店，香港為廠的新格局。我們亦因服務業北移的區域設計，即要將「低增值產業」從東莞深圳移上粵北，而我們亦被分配了從事低參與性的「高增值」六大服務產業；為配合深港的同城化大計（一個城市與另一個城市的融合），主要往返福田的廣深港高鐵在秘密籌劃，而大角嘴居民在行會拍板前十天才知道會破壞重建機會及出現樓宇沉降，菜園村的家園與土地因而犧牲；新界東北、禁區這個城市最後的一片綠色花園，都要在同城化過程中被開發，原有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農業環境將會變成深圳富戶及流動人口的豪庭。區域融合下既有經濟、社會、人文的犧牲，難道就是要為了保住一個虛幻的數字？或是要完成同城化的政治任務，使香港在2020年完成融合工程後再不得不從屬內地？
香港人在六四話語中的經濟幻覺，主角的真身正在眼前出現了。現時香港人要繼續選擇相信「一小時生活圈」的抽象於生活的經濟發展並且合唱附和，抑或能夠從後六四廿年如既往的經濟規劃邏輯醒悟過來，好好面對這個六四事件帶來的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