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粵語」行動經過兩次網絡動員後，似乎暫時沉寂下來了。政府面對突然而來的街頭群眾，有點進退難定，但在口頭回應時則非常聰明，他們說，所謂「推普廢粵」的說法，完全「無中生有」，是偽命題。於是，一大堆跟著官方口吻的評論員，包括緊跟中央的《文匯報》，人大代表吳康民，以及標榜中立的《明報》，開始把討論焦點轉向民憤的原因。突然間，語言變得不是問題。
問題出在「推普機」上
的確，「廢粵」的指控並不準確，至少現階段不是官方政策，政府更強調要讓各種嶺南文化發揚光大（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自己在學廣東話），但至於長遠是否會導致自然消失，則很難預言。然而，問題不光在語言「本身」，因為，現實裡，語言從來沒有「本身」，它總是在特定環境中被口頭使用、教授、法定使用、推廣等等。簡單一句話，問題出在「推普」的「推」上。（當然，反過來，我們可以探討及批判粵語是如何被使的，不過，我想在這裡先探討一下「推普」。）
有一位國內網民很精要地指出，關鍵在是「文明推普」還是「野蠻推普」。我不喜歡為「文明」或「野蠻」下一個定義，不過，問題的確出在「推普」上，所以，我很欣賞網民一個口號：「推普機出沒注意」。
普通話：一場語言社會工程
正如一些語言學家指出，從中國歴史來看，「普通話」的制定與推廣，可以說是一場有關語言的社會工程。在中國歴史上，中央皇朝曾不同程度上制定「雅言」（周朝）、「通語」（漢朝）、「官韵」（唐朝），元朝以來則多被稱作「官話」，這亦是英文稱之為”mandarin chinese”的由來。但是，這些語言一方面與當今普通話沒有清晰的家族連繫，例如，有學者甚至懷疑，明朝時的官話並不是北京為中心的方言而發展起來，而是來自南京附近的語言；另一方面，這些官方語言並沒有系統地在全國範圍推行，最多只在官員間推行。制定統一國家語言，即「一國一語」的單語意識形態（monoglot ideology），要到晚清才出現，受到列強的國族國家的威脅與影響，一些知識份子視統一語言成為強國手段與目標之一。
具體制定及推廣全國統一語言，要以中華民國的「國語」為始。至於解放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制定「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在中國廣大範圍推廣，則遠超過歴代政權，政府透過教育及推廣使它成為中共黨國打造（party-state making）過程的一部份。
不過，有趣的是，普通話的「普及」效果，在毛澤東年代還是非常有限。1956年開始正式制定「普通話」為官方語言，但是，當時的「推普」幹部，不管高級或基層，在民國年代也沒有受過多少標準普通話訓練；就連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甚至後來的鄧小平、江澤民）等本身的普通話也有濃厚地方口音。而負責「教好」廣大市民普通話的教師，數目上也非常有限，標準化程度也不高，在城市中要「推普」尚見點成效，但要滲入農村也很費力，成效有限。而且，大部份平民百姓根本不太需要普通話，由於人口缺乏流動，不要說農民，即使是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也沒有太大需要使用一種跨地域的國家語言，使用地方語言便可。例如，我兒時（八十年代）常去廣州，在街上幾乎聽不到普通話。至於在農村生產隊生活的農民更不需要講普通話，只需操地方語言即可；五、六十年代時，有不少農民甚至基層幹部認為，學普通話令他們脫離群眾。
因此，1950年代的普通話政策也處於搖擺之中。有一派人認為，要讓普通話「自然漸進地」取代方言，另一派人（例如周恩來）認為，普通話是國家語言，該在全國推廣，方言則是地方語言，是勞動人民的語言，還是有存在價值，幹部還要學習以接觸群眾（Guo : 47）。不過有一點相當清楚一致，中共不會以行政手段消滅或禁止方言；但同時，推廣普通話是為了協助建立全國性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體系，是國家打造的一部份。
新一波「推普」：新文明標準
1982 年，鄧小平年代的初期，中國政府把「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語委），把推普工作與文字改革（即「漢字簡化」）合併處理，直屬國務院。1994年，國家語委設立「普通話水平測試」，該水平測試嘗試把公務員、教師及新聞報導員的普通話標準化；同年，國家語委亦併入國家教育委員會之中。因此，新一輪「推普」發生在經濟改革的年代，嘗試把中國公共領域的語言定為普通話。在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共漸漸確認了以普通話為主，方言為副的政策目標，但並不打算要讓方言人工或自然地消失。
同時，經濟改革也為語言使用帶來一個翻天覆地的環境。經濟改革其中一個社會後果是讓全國人口「動」起來，大量農村及內陸人民湧到沿海地區及城市，也是一次地方語言的大交匯。這產生兩個效果，第一，因為工作及日常生活的需要，來自不同地域的人需要用普通話交談，哪怕是夾雜許多口音的普通話，普通話成為某種「通用語」（lingua franca）；第二，「推普」工作在經濟較發達的城市地區，獲得空前的推廣。踏入九十年代中後期，大量民工子女開始在城裡學校讀書，家裡使用地方語言的小孩需要面對一個新的語言環境，包括操一口流利標準普通話的老師，以及普通話相對標準出身城市家庭的同學，尤其是在大城市，因為，那時正是新一輪「推普」的開始。因此，標準普通話，漸漸成為具有現代標記的語言，特別是在公共機關、企業及學校，因為，帶有地方語言的農民群體向標準普通話的現代城市人學習或「接軌」（Dong 2009; 2010）。
隨著「推普」，普通話亦與中國的階級、地域不平等結合起來。例如，學校裡會以普通話「不標準」來標籤學生的外地人或甚至民工家庭背景及出生，「標準」普通話成為一些在大城市出生長大的學生與老師的身份標記。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普通話的標準與否，亦影響了他們的就業與社會網絡，濃厚的方語口音阻礙他們進入某些地位較高的小圈子。
雖然副總理李嵐清在1996年重申，推廣普通話並不是要禁止方言，政府第一次公開正式宣佈普通話與方言的關係，但是，自1990年代中開始，政府在行政機關、電視電台媒體、學校大規模推行普通話，甚至出現「寫規範字，做文明人，講普通話，創新風尚」的口號，換言之，官方強化了普通話的「文明」地位。例如，我在網上便找到許多「講普通話，做文明人」為題的小學演講講辭，稱之為「國旗下講話」，學生老師在學校反覆不停地強調普通話跟文明的關係。甚至後來推行所謂「推普8+8」，即要求學生在學校八小時說普通話，也鼓勵他們在家八小時說譜通話。
2001 年開始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把「推普」納入法律，指定在正式及公共場合使用。同時，界定方言可用的範圍，包括因特殊公務理由、由廣電總局批准的電視或電台、某些藝術形式（如粵劇），以及研究及教學用途。簡單來說，推廣普通話根據的是「主流化」原則，而地方語言則根據「多元化」原則。
同情理解及支持「撐粵語」運動
「撐粵語」運動從論述上可能過於重視牽動情緒的「保衛粵語」，甚至有政治不正確的口號（例如要不懂粵語者「返鄉下」），而對「推普」缺乏更深入及聚焦。不過，要評論我們需要了解國內的政治環境，參與者無法就著「撐粵語」運動組織與策略的經營，完全靠自發動員，故此，我們很難苛求參與者可以把運動的矛頭對準，針對制度性及結構性問題。牽動簡單的情感，例如廣州人對粵語普及文化的喜好（很大程度上跟香港媒體有關），這是可以理解的，筆者甚至要支持。
筆者近年已習慣在不那麼系統、甚至有不少瑕庛的反抗論述中，閱讀這些無組織的反抗聲音，以及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若需要使運動的力量成為社會改革力量，則不能被囿限在簡化的視野，把問題歸結為「粵語」跟「普通話」的對抗，而需要看到國家語言政策及體制的壓迫，才是矛盾之所在。有了對結構性問題的認識，我們便能明白，為甚麼廣州市政協的建議，便會觸動群眾情緒。當中可能關乎亞運或廣州市民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關係，但更根本的是語言政治的問題，涉及國家的強制力，以及中國經濟改革帶來的新社會結構。
至於「粵語」（或廣府話、廣東話、白話等等）在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地位及狀況，它與「推普」的關係，恐怕要再另一篇文章再討論，也是一個有待研究的課題。
參考資料
Guo, Longsheng. 2004.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utonghua and Chinese Dialects.” Language Poli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ory and Practices since 1949. Edited by Minglang Zhou and Hongkai Su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pp. 55-54.
Dong, Jie. 2009. ‘Isn’t it enough to be a Chinese speaker’: Language ideology and migrant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a public primary school in Beijing.”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9: 115–126.
Dong, Jie 2010. “The enregisterment of Putonghua in practice.” Language & Commun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