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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的人們》 ——「千萬別忘記,每一個人都要為他願意容忍的政權負責。」

《709 的人們》 ——「千萬別忘記,每一個人都要為他願意容忍的政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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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原邀江瓊珠為 709 大抓捕的資訊編彙成書。她倒建議:現在沒人看書,不如一併拍片。

她遂邀盧敬華一起冒險回大陸,直接訪問下獄者的眷屬,拍成紀錄片《709 的人們》。議題雖屬少眾,但放映會座無虛席。近來官媒不時「闢謠」還擊,皆似衝著此片而來。

盧敬華說:「從前是記者,就算被捕,都有新聞機構保我。但而家唔係,所以去之前有啲擔心。」所幸有驚無險。他感慨部分受訪律師,雖沒被正式通輯,但自知不可免,一直過著四海為家的流亡日子。

筆者詢問二導,年輕人多否認中國民主為己任,是什麼推動他們繼續為中國奔馳?

江瓊珠解釋,自己成長背景與本土派不同,「因為我唔年輕囉,純粹係感情問題。」

「我唔係大中華膠,亦唔講血濃於水嗰套。但 78 年仲係大學生嘅我,已經帶文宣返大陸。當時訊息好封閉,民運份子真係靠我地帶嚟嘅刊物,有一本得一本,會傳閱到爛哂。」

「對我依個年紀嘅人,89 民運已經係第二次。正如江天勇講,709 對維權律師嘅打壓,只有六四可比擬。我冇咩責任,亦冇咩理論,但情感就係咁累積落嚟。」

去中聯辦遊行的人,多屬中年以上,紀錄片的觀眾亦然。「我成日都講,我地做嘅就係向信左教嘅人傳教。做唔到好多嘢,唯有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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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敬華則說,他的動力不在於他是什麼人。「同理心咋嘛,唔需要咩理由。當我地仲有自由和空間去做,咪去幫囉。」

他明白心繫本土的年輕人都討厭共產黨,「佢地(維權律師)就係活生生嘅樣板,直接面對中共,受緊中共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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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709 的人們》較一般劇情片長,又因秘密拍攝等制肘,解像度不高,就似看舊片,卻看得入神。

印象最深莫過謝陽夫婦,丈夫打商業官司,太太任大學教職,只要肯隨波逐流,就能過優渥生活。只因為一件事不服氣,走上不歸路,妻離子散,生死契闊。

當然還有趙威--為何時代這樣可鄙?當壓迫深重至悲情,才會惹來一點回響,卻轉瞬悄然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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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對這種國家,合該毫無感情,但筆者不認同「鄰國」慘劇,恍似日本大地震和非洲人道危機。迫害中國人和香港人的,是同一個政權,兩者息息相關。

我們對中國有沒有「責任」,各抱不同情愫,大可各持己見。但愚以為是「義務論」和「目的論」的區別,付出可以有別,但方向仍然一致。

謹以孫中山為例。歷史證據確鑿,革命前孫文接受日本支助,包括武器和金援。
日本的支持未必全屬狼子野心,背景與今人想像稍有不同。

甲午前中日關係從來不差,學子留日成風,視日本為抗衡西方階模。其時日本的大敵首屬俄國,新中國是可望並肩的夥伴;且孫文高舉「排滿興漢」的大旗,反清者原不在乎滿蒙,當漢族革命成功,「韃虜」的原居地大可放任自流*。日本自覺利益一致,滿蒙人棄我取,與其落入俄手,不如由日本經略,更符「亞洲價值」。

(註:當然革命成功後,孫中山、章太炎等通通反口,這是後話。詳見王柯先生於中大出版社的著作)

今人可視「孫中山」有如「民主中國」。如懷抱中國的身份認同,可像昔日港人支持國父;至於本土派則可自視為日本人,基於共同的目標和利益,支持孫文推翻滿清(中共),達到了共同目標,再考慮分道揚鑣不遲。

日本浪人就是最激進的民族主義者,為了日本的大業,深入中國協助抗爭者。無論出於義或出於利,關注和協助中國抗爭者,都有意義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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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玫瑰行動的兩兄妹,在慕尼黑大學圖書館的前廳撒下傳單,是歷史有數的悲壯一幕。校工告發他們,兄妹即日被蓋世太保拘捕。

妹妹對著獄友,仍滿懷希望:「如果我們做的一切,可使成千上萬人振作醒覺,死又算得什麼呢?學生一定會挺身而出!」

然而無上情操換來的是嘲諷。死刑後當晚,親政權的學生會舉辦遊行慶祝,三千學生英雄式地歡迎校工。

見證的學生說:「那是我最糟糕的回憶之一。。。」

在香港接連幾天都見到,筆者的感覺更糟。

當年傳單最後一句話:
「千萬別忘記,每一個人都要為他願意容忍的政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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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 的人們》放映會
2017-07-09 4:30 - 6:30
香港大學鄭裕彤樓二櫻模擬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