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智健
摘要：和《翻身》甫一出版就大紅大紫，從此成為西方世界了解土改和中國革命的必讀書目不同，《猶在鏡中》的出版四處碰壁。甚至連出版了《翻身》的每月評論出版社都以擔心銷量不佳為由，拒絕出版此書。直到韓丁去世後，其親人在追悼會上發言提及此事，每月評論出版社才在2006年將其出版。
普通讀者可能會對韓丁比較陌生。這位山西張莊農民口中的「老韓」，原名威廉·辛頓（William Hinton），是個土生土長的老美。17歲那年，這位高富帥被哈佛大學錄取，卻決意推遲一年入學——他打算拿這一年來探索世界：所以，他先是一路打工遊遍美國，接著找了份水手的工作，跟著船從舊金山跑到了日本。在日本做了5個月的記者後，他又經中國東北、西伯利亞來到蘇聯，後輾轉歐洲，再返美入學。不過，韓丁在哈佛讀了兩年，覺得志趣不合，所學無用，就轉學到康奈爾大學農學系——他也因此成為農機專家，一生與農為伍。1942年，時年23歲的韓丁讀到知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頗受震撼，這位傳奇的高富帥也因此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
1947年，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給中國捐贈了一批拖拉機，韓丁也應召作為拖拉機技師再次來到中國。出於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向往，他選擇來到位於解放區的河北冀縣千清窪教授農機技術。是年秋天，項目結束並撤出中國，但韓丁選擇留下，轉到山西太行山的遊擊隊大學裏教英語。在此期間，韓丁觀察了山西張莊土改的全過程，並做了詳盡的紀錄，成果就是後來的《翻身》一書。雖然韓丁在1953年離開了中國，但他隨後無數次重遊故地：從1958年來華繼續教授拖拉機技術，到1971年受周總理之邀回來參觀他工作生活過的村莊和合作社，再到1977年後每年來華一次——韓丁目睹了中國農村從解放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到1978年後分田到戶的整個歷史進程，期間更親身經歷了土改和農業合作化運動。所以，別看「老韓」是個金發碧眼的老美，他對土改、中國革命乃至中國農村的變遷絕對是有發言權的。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韓丁生前寫的最後一本書《猶在鏡中：美國觀點中的中國革命》（Through a glass darkly: US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這書乍一看真是有點讓人捉摸不透：為什麼書名要叫 「猶在鏡中」？韓丁已經寫過好幾本關於土改、農業集體化和中國農村變遷的書（如《翻身》、《深翻》、《分山》等），為什麼他在晚年仍要奮力寫這麼一本看似自我重復的書？這本書寫的是什麼，可以讓「老韓」如此念茲在茲，甚至因每月評論出版社拒絕出版而遺恨九泉？
[Hinton, W. (2006). Through a glass darkly: US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猶在鏡中：一個革命，兩種觀點
一開篇，韓丁就說明自己為什麼要寫這本書：中國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成功，國際共產主義的版圖也因此空前擴張——於美國的政商菁英和平民百姓而言，這確實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政治地震。美國當時的主流輿論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貪戀權力、意圖征服世界的紅色暴君，中國就是蘇聯這個邪惡軸心國孵化的一股新邪惡力量——它用高壓恐怖、大屠殺和洗腦來統治和奴役成千上萬的中國百姓，土改只是其中一個手段。不過，韓丁發現，許多美國老百姓倒沒有盲從這套一邊倒的說辭，也不滿主流意識形態對他們的誤導，相反，他們對中國革命為什麼會發生，以及中國人民自己怎麼看待中國革命更感興趣。他們也很願意傾聽韓丁在中國農村七年的工作經歷。至於美國的政府領導人、媒體出版界喉舌、外交事務的博學家、商界大亨、學術泰鬥卻恰恰相反——在反共這件事情上，他們空前地團結，也空前地積極。
韓丁以兩個親身經歷說明美國的菁英人物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第一個主人公是韓丁的舅爺（祖母的弟弟）愛德華茲（Leroy Edwards）。老爺子時任南加州電氣公司董事長，同時主管美國總統航空專線——換句話說，這位長輩是名副其實的業界大亨，而非一個半大不小的嘍啰。得知孫兒剛剛從紅色中國回來，老爺子饒有興致地邀請韓丁到高大上的商界菁英午餐會分享一下自己的見聞。韓丁談到自己在新中國看到百廢待興之後的生氣蓬勃，有繁榮的生產和貿易，每個人都在積極努力地重建經濟。不出所料，席上那些有錢人對此極感興趣，不惜拿出賺錢的寶貴時光認真聽講，還問了很多問題。遺憾的是，直到整個演講結束，韓丁也沒覺得自己改變了這些大亨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包括愛德華茲舅爺。但韓丁對此表示理解，因為老爺子的信息全是從那個富豪圈子、那些主流媒體、那些學界喉舌來的。
第二個主人公就是鼎鼎有名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 Fairbank），韓丁稱之為美國的「中國研究主任」，是名副其實的學術泰鬥。費正清本人在中國生活了很長時間，浸淫中國文化多年，在政學兩界積累了大量人脈。當時韓丁受邀去費正清的課堂上講土改。在提問環節，費門的學生和韓丁展開了車輪戰：學生們認為土改是強迫的、暴力的、血腥的，韓丁則強調了當時群眾的參與，還有貧農在土改中的翻身感，中國人民對推翻半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喜悅；學生們認為中國的地主很少，擁有的財富也不多，因此沒有必要土改，韓丁馬上搬出解放前的數據來說明當時的農村分化和土地集中有多嚴重；學生們還認為土改毀滅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韓丁再次以數據說明新中國如何在兩年之內就把糧食生產恢復到戰前的水準，如何在發動群眾和借助蘇聯援助的基礎上推進工業化；學生堅持共產國家作為一種極權主義，是全方位控制人民的，是違反人民意志的（反正共產黨執政就是原罪），韓丁用解放前後普通工人、無地農民和農村婦女「翻身」的例子說明事實恰恰相反——於大多數人而言，中國革命是一個大解放。每當討論陷入僵局，費正清和他的弟子們就會馬上轉移話題，從文化到科技發展再到對外政策，不一而足。而弟子們對費正清指揮棒的回應也如早早排練好的交響樂團，對韓丁充滿敵意。
這兩個故事讓韓丁徹底明白了美國的菁英和主流輿論如何看待中國革命。撇開個人情感，韓丁認為舅爺和費門的看法是由當時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背景決定的。一言以蔽之，韓丁寫這本書就是為了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反駁這些給中國革命潑臟水的荒謬言論。這些言論代表的是帝國主義侵略者和食利階級的立場。而韓丁要從親歷者，尤其是中國農民的立場來重新講述這段歷史，從事實到觀點，一一予以回擊。「猶在鏡中」一語出自聖經，大意是面對黑暗中的玻璃，我們既能看到自己的臉，又能看到鏡面背後的東西——韓丁要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反駁為封建土地所有制翻案和扭曲中國革命的觀點。靶子也選好了，就是1981年獲列文森獎的學術著作《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一書。
靶子：列文森獎得主？錯起來照樣沒譜
1981年，美國三位響當當的中國研究學者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畢克偉（Paul Pickowicz）和塞爾登（Mark Selden）寫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一書拿了英語世界中國研究的大獎——列文森獎。之所以把這本書選為「靶子」，因為它代表了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三位作者把土改、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單純理解為國家權力的過度下滲和擴張，不僅扭曲了中國革命，甚至還為封建土地所有制翻案。韓丁則根據自己在河北冀縣千清窪的經歷，對這本書進行了全面反駁。
首先是土改的必要性。三位作者認為，解放前的華北農村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土地集中，也不存在地主對農民的剝削。他們不承認租金、高利貸、雇傭勞動是剝削性的，也不認為不從事生產勞動的地主是剝削者——總而言之，就是不願接受「剝削」這個概念。韓丁認為這是自欺欺人：1946年，只以河北衡水一地言，佃農就已經占了當地人口的80%，但占人口總數不到2%的富農和地主卻擁有73%的土地——這已經是經過八路軍土改的解放區，那沒經過土改的地區更可想而知。同時，三位學者對「階級」這個概念理解有誤，他們沒搞清楚「誰養活誰」這個根本問題。你是自食其力，還是靠別人的勞動來養活你？地主是擁有土地，但他靠地租生活，不在土地上直接從事勞動。畢竟，土地自己可不會平白無故地長出莊稼，是封建生產關係（而非政治立場）導致的剝削。韓丁從本人在衡水的親身經歷出發，認為當時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經制約中國的政治社會經濟發展。誠然，土改的過程中出現了極端的做法，但我們需要回到情境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是全盤否定土改。土改不只是為了重新分配財產，而是為了自下而上地動員最大多數的底層群眾，去和封建的經濟、政治、社會秩序，還有一切阻礙他們社區發展的阻力鬥爭。只要分化、剝削、性別、文化壓迫都還存在，我們就看不到取消土改的理由。
其次是對農業集體化運動的理解。三位學者認為土改破壞了小農經濟，從而毀滅了鄉土士紳文化，同時創造了一個空前嚴格基層黨國體制。農業集體化則是雪上加霜——集體農業強制、邪惡、低效，而且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怎麼可能願意參與集體化，肯定不是被強迫了，就是被洗腦了。韓丁現身說法，呈現了當時黨發動群眾參與集體化運動的復雜圖景，雖說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後來的人民公社實驗中，確實有各種各樣具體問題，但總體來說，農民不是三位學者想象的那樣沒有腦子的傀儡，國家也不是他們想象的那個紅色暴君。相反，農業合作化運動碩果累累：耕作規模、農業生產力、資本積累、多元的機械化、專業化（比如因地制宜的村辦工業）、改造自然和社會均有斬獲——尤其在社會保障方面，比如婦女兒童健康、醫療服務和設施、教育等等，更是可圈可點。從短期來看，這一做法有利於全力發動所有人力物力資源，實現社區的全方位發展。從長遠來看，這是一個可以減少乃至消除工農、城鄉、腦體差別的方案。而就社會和政治層面來說，合作也是一種組織形式，是人和人之間的一種生產關係，也正是「社會主義新人」的意義所在。而三位學者為鄉土士紳文化站台，更是讓韓丁嗤之以鼻：迷信、男性沙文主義、封建的等級尊卑秩序本來就是一種為剝削者服務的意識形態，如果不是靠農民的群眾運動，怎麼解決這壓在農民（尤其是婦女）頭上的大山？
最後，我們當然要看看三位學者支持什麽。三位學者堅定地反對農業集體化，呼籲重建小農經濟，培育私營企業，鼓勵自由市場。但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今天的中國農村、農業、農民境況如何：進口廉價糧食擠垮本國糧食生產、工農產品剪刀差越來越大、農業生產效率停滯不前、農民收入降低、生產生活資料商品化、農民工進城打工、留守婦女兒童、人口拐賣、農村空心化、土地拋荒、農業設施缺乏修繕保護、鄉村教育荒蕪……讀者可能會問，難道改革開放真的沒有讓農民富起來嗎？當然還是有人富起來的——韓丁舉了大邱莊的例子（感興趣的讀者可自行百度「大邱莊」）——但這樣的所謂首富村，真相卻是如此不堪。除了極少數菁英富得流油，絕大多數老百姓倒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反正，韓丁不相信這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
最後一擊：只為傳遞燎原之火
和《翻身》甫一出版就大紅大紫，從此成為西方世界了解土改和中國革命的必讀書目不同，《猶在鏡中》的出版四處碰壁。甚至連出版了《翻身》的每月評論出版社都以擔心銷量不佳為由，拒絕出版此書。直到韓丁去世後，其親人在追悼會上發言提及此事，每月評論出版社才在2006年將其出版。讀者大可把韓丁的這本書理解為老人晚年充滿不甘的囈語——書中大量的事實碎片，死死抓著一本書不放的執著，「老韓」確實很較真。但是，如果老人心中不是有一股氣，他何苦在八十高齡還要動筆寫這麼一本撕X的書？也許，這最後一擊，是他為了傳遞燎原之火的回光返照。
2004年5月，「老韓」永遠離開了這個世界。在他的葬禮上，親人們播放了他生前最喜愛的一首革命老歌：
「山那邊好地方
窮人富人都一樣
你要吃飯得做工
沒人為你當牛羊
老百姓管村莊
講民主，愛地方
大家快樂喜洋洋」
就讓我們記住這首歌，記住這本書，記住「老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