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嘉銘 (左翼21成員)
最低工資立法，我會比喻商家的叫價過程為一宗拍賣交易：三月初張宇人揚言最低工資時薪最多只可以是「廿蚊張」，至今言猶在耳；五一勞動節六千個工人上街抗議，香港總商會眼見民怨四起，隨即改口風叫價廿六元；八月，官賈佔大多數的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透露風聲，指最低工資只能在廿八元已是「底線」。資本家彈弓手的叫價手法透露的顯然是他們給人工的能力尚未見底，但背後更大的陰謀其實是引誘打工仔沈醉在他們設置的數字遊戲裡，接受他們的「甜頭」，繼而忘記最低工資的原則。因此，我們有必要釐清最低工資的意義與目的，及了解到最低工資若定得太低會出現什麼問題，而非永遠讓資本家牽著鼻子走。
最低工資的原點：保障基本生活
最低工資法例起草至今，我們除了聽到上述工資海鮮價的報導外，更多的是水銀瀉地的統計數字，而且是擲出為資本家利益設想的統計數字，包括：工資價位會令企業裁割多少個職位、利潤下跌幾多個百分點、顧客要承擔多少工資的開支增長才能讓老闆維持原定收入……這些數據彷彿是將老闆對員工的剝削抹得一乾二淨。倘若我們不想遭鋪天蓋地的統計數字掩蓋，就得銘記最低工資的原點：保障基本生活。就此，我們可以嘗試參考1928年《國際勞工組織的最低工資公約》，為最低工資立法作出指引。
這份公約的內文對於最低工資有著清晰且合理的界定，指明最低工資是「可提供勞工及其家庭依當地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最低需求。」換句話說，最低工資必須令工人能夠負擔勞工家庭的最低生活費用。所以，我們可以想像釐定最低工資的指標應該包括水電煤、車費、屋租、伙食……總括而言，我們必須將香港人的基本生活費用開銷數字，與一個工人拿最低工資一個月的薪酬畫上等號，才能解決打工仔溫飽的問題。可是今年四月廿七日，政府宣稱拒絕將一系列社會、經濟和就業指標納入最低工資的考慮範疇，此舉儼然是令最低工資與基本生活保障脫鉤，變相令最低工資成為一個空殼，沒有任何實質內涵。
掏空的實質內涵，其實是構成生活工資的人道理據：工人參與工作是參與社會分工，跟資本家合作令得社會正常運作，因而應合理地獲得養家的生活工資。可是資本主義卻無法把捉這種道理，因為在資本主義以賺取利潤為核心的前提之下，工人的勞動力只會給市場視為商品，任由市場的供應和需求決定其工資，繼而遭資本家榨壓。故此，若果工人階級不作任何集體抗爭，資本主義的體制怎會有可能容讓生活工資的存在呢？
打工仔「貼錢番工」，公帑成為商家囊中物
眼見資本主義制度促使政府和商家合謀到如斯田地去剝削工人應得的工資，我們不妨做一個逆向思考，理解最低工資如果定得過低，會出現什麼問題？
當打工仔的工資入不敷出，我們可以推想第一個選擇就是領取低收入綜援。即是說，最低工資若定得過低，變相是延續政府以公帑補貼僱主聘請工人。或者，打工仔覺得領取綜援有損自尊，就可能用第二個選擇：向親人或朋友借貸。事實上，兩個選擇其實不遑多讓：無良的資本家無情地榨取你的薪酬只是銅板的一面，另一面是資本家要你身邊的人和政府濟濟一堂「出糧」給他們。受剝削的又何止你自己這個打工仔？
我們常聽說有一個迷思，就是說香港的福利政策已經足以惠及不少基層，香港無須再設立如洪水猛獸般的最低工資，控制資本流動。然而，從上述的論證，當下的情況卻恰好相反，香港政府其中一項最大的福利政策原來是補貼商家做生意，基層只不過是這些津貼的經手人，半滴也未必能流入自己的口袋裡。而正當商賈樂見官民齊心合力掏腰包為補貼他們做生意時，我們更應意覺設立最低工資於保障基本生活，用以控制資本流動的重要性。所謂的控制資本流動，就是立法管制老闆歸還工人在勞動時給剝削的工資和津貼，令得工人可以維持基本的生計，而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必須與生活水平掛鉤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堅持一年一檢、最低工資33元
我們可以預視在日後的調整上，必然會引起勞資雙方的爭論。一旦我們對最低工資應如何釐定沒有清晰的理解和原則，爭議的地方只會是集中哪一方的數據比較準確，墜入數字遊戲的虛惘，而放棄原則的辯論。釐定最低工資的原則十分簡單，就是最低工資應與基本生活水平掛鉤，同時亦應緊貼時勢變動、物價走勢而作出相對應的調整，所以我們亦應明白到一年一檢是補充最低工資的不足之處。時薪三十三已是一個工人能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不能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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