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萬和十三億之間的文化視野
文╱陳景輝
珠三角融合議程響徹雲霄，隨着廣深港高速鐵路在爭議聲中興建，新回合更於經濟範疇外配以文化攻勢。為了強化珠三角的文化認同，好些良久沒聽過的字眼竟在今天被重新召回：香港曾經是省港澳；未實行邊境管制的舊香港其實跟廣東文化血脈相連；香港向來是華南地區一部分等。
就是說，香港並非可以獨立地考慮的實體。有論者更因而認為從不存在「文化人出走」的問題，既然珠三角區域從來都是他們活躍的範圍。
準此，問題可以分成兩個：一，是否存在「文化人出走」問題？其次，是否存在珠三角背景，即不能獨立地考慮，就意味着香港失去了獨立的文化需求及主張的權利？
首先，「文人出走」不是新鮮事，像梁文道的同代人李照興早就北上發展了。究其實，這一波爭議的核心是梁文道一篇以「最後一代香港文化人」自况的文章，促成了人們反省香港文化的現狀。不幸的是，引發出的反省大都是文人北上的機遇和前景，卻甚少處理出走現象中屬於香港本身的文化問題。
細心想想好幾位文化人出走的理由，就會發現構成此一現象的因素首先不是來自外部的，而是內部：不滿於毫無文化視野的政府部門、港人的文化消費心態和社會不重視文化等因素。出走聲中都包含了挫折。面對這種現狀，離開固然是要尊重的選擇，但倒過來想想如何打造一個叫人不再容易沮喪的文化環境也許更為迫切和重要；在接過前輩的棒——挫折之棒——之餘，更須重訂香港的社會文化議程，包括那些由前輩們曾經努力過的文化事業。
更實在的是，香港人以後將更少機會接觸到文化人之精闢作品，因為他們的精力將主要投放於深圳、廣州、上海和北京的場域，並以這些地區的社會議程為首要職業關懷。這都是「文化人出走」所彰顯的文化問題。
由此可見，純粹珠三角視野之外，香港有她自身的文化暗湧和想望。在近來融合烏托邦的高漲氣氛中、在珠三角此一更龐大的尺度/空間規模（Scale）籠罩底下，強調本土認同的主張，往往被批評為「純粹內向式尋根」或想像香港乃一獨立文化實體。然而，這種批評十分誤導。誰都知道，世上從未存在能完全免於外界影響的文化實體，而實際上也沒有人強調如此烏有的本土認同；相反，倘沿用同一邏輯，大概我們可以反問：難道一味向外而不顧香港社會的想望就是好事？！
與其說真有所謂「內向」問題，倒不如說這是一種植根本土的切事感，即直面香港日常面對、社會內部各種生死攸關的文化政治課題——以阿爺為中心的家長政治文化、城市兼文化政策和各種社區保存運動等。新時代下的香港固然需要具備中國視野，但這不等如可以把「內向」的維度完全抹掉，畢竟我城具有文化視野且願意行動起來的公民聯合體也尚未存在，而距離實現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城市理想則依然很遠。
地理學家哈衛（David Harvey）說過：人類無可避免地創造自己生活於其中的空間規模，並在那裏組織他們的行為、理解他們的世界，但是「在一種規模上似乎很重大或很有意義的東西卻不會在另一種規模上自發地表現出來」。就是說，在一個尺度有意義的東西若放在另一尺度上衡量則未必如此，而說穿了七百萬和十三億所分別代表的其實是相當不同的尺度，與其隨之不能化約同一的文化視野。
本文原刊2009-8-19的明報世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