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戴錦華說過，中國政府之所以要查禁言論，其實是覺得言論很重要，對自己的政策及權威影響很大，有時這種想法是過慮，有時的確是實情；也許是這個原故，中國一直至今，知識份子的工作跟上層政治總是很難脫離關係。
前幾天看了一場小爭議，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應星撰文批評了一群「鄉土派」，包括吳毅、賀雪峰、仝志輝等等，他們主要在華中活動，以武漢為中心，這群「鄉土派」研究村民自治，走訪及研究了好幾百個鄉村的基層選舉。
應星以仝志輝的《選舉事件與村庄政治》為例，指出他（們）視基層選舉的村庄政治最重要的事件，並認為，從研究所謂「村民自治」，看到農民的政治參與
是「關聯性參與」，即農民會跟從村裡某些政治頭人或集團分界而投票，而這些政治精英又具有不少動員能力，故此，村民自治往往並不成功；應星指出，由於他們先驗地視選舉為重要事件，而他們亦被選舉活動的精英競逐特性所支配，把村莊政治看成精英權力鬥爭，令他們看不到村莊政治其實涉及的，是各種具體治理問題，如農民稅費問題，幹部編制膨脹，但又人浮於事，群幹關係緊張等等，在應星看來，農民並不是精英的木 偶，他們有反抗，有抵制，有委屈求存，也有陽奉陰違。
其實我也有看過這些華中鄉土派，他們的確以關心基層選舉為開始，正如他們自己說，他們的確關心村民自治，自1996-97年左右，吳毅等人甚至參與「黃梅實驗」，該實驗由湖北省政府支持，在黃梅縣某村進行社會實驗，協助村民實行村民自治，參與基層選舉，這亦是199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佈的前夕。
先不說誰是誰非，官方的政策議程，的確成為這個學術群體的開端，連他們自已也承認；不過，他們在＜村治研究的路徑與主體＞中，有點不服氣，他們覺得，自己已開始轉向應星所說的「村庄治理」的問題，例如吳毅的《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及賀雪峰的《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
故此，要思考的，其實是國家政治與學術的關係，學術研究的問題應否以官方的議程為本？若以此為本，又會產生甚麼問題？我們又如何跳出官方所界定的問題框架？
例如，現在大部份國內研究農村社會的作品，不論是經驗還是理論，多以一村為界，很少會討論更大的社會及政治問題，像Duara曾研究的現代國家政權擴張及所謂「內卷化」的問題，又或者是傳統左翼討論的國家及社會性質問題，可能部份因為政治原因，在國內的研究裡都沒有清晰回應或闡述，通常會變成與官方用語糾結在一起：前者成為「機構臃腫 ／精簡」，後者又成為「小農社會」或「後發展國家」的討論。
近年多了一些西方名詞，如日常政治呀，治理呀，又會跟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或晏陽初的鄉村建設搞在一起，而且，官方也主動會用一下，且看近日溫總在兩會的言論；也許因為如此，以至學界很少把討論上升為基層政權與黨政體系之間的關係，例如，我們有許多基層農村的研究，但很少會問：黨國體制如何由上而下滲透、支配及動員基層農民？更加不會問：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或政治）屬性是甚麼？它支配下的社會的構成是甚麼？農民階級的力量受到甚麼支配及制肘？農民運動更無從談起。
以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為主的筆者，每次閱讀國內的文獻時，總會遇到許多困難，在各種國內慣用（多為官方用語）下要閱讀出研究者的關懷，的確不是一件易事。例如，「鄉村治理」這個概念，應星認為是較好作為研究對象及發問基礎，但到底談的是誰的「治理」？誰的「治理問題」？我卻永遠不容易搞得懂，要搞懂，也要一邊思考學術，一邊思考政治。
應星2006＜評村民自治研究的新方向－－以《選舉事件與村庄政治》為例＞《鄉村中國評論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吳毅、賀雪峰、羅興佐、董磊明、吳理財2006＜村治研究的路徑與主體－－兼答應星先生的批評＞ 《鄉村中國評論第一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記一次農村爭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