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早上，天氣微寒。
到上水彩園商場吃過早餐，買點餃子，以作午膳。經彩華樓處，卻見拉了長長的警察封鎖帶，圍者人群。一名頭髮花白的婆婆用手指著樓下：「擲細路落樓，有兩個！」俯看樓下馬路旁行人道，數塊綠色帆布搭成臨時小屋，大堆警護人員圍著，樓上一戶窗門大敞，心感寒憟！
回家看網上新聞，得知是一位廿多歲的叔叔把兩歲姪女擲下，然後自殺。還未知道今次自殺的原因，只是目睹這場景，聯想到不過數年前天水圍的連串自殺，猜想政府事後大概又會提出些甚麼悲劇源於經濟不景，社區資源不足，然後撥些錢設個社區支援隊伍，便當仁至義盡。想到這些自欺欺人技倆，讓我這個同是在公屋長大的旁觀者百感交雜！
大約72年吧，約3歲，跟媽媽和姊姊住在葵盛 (約今顧超文中學處) 的一所木屋。可一場颱風，卻把整排木屋吹倒，我家的屋頂更被吹掉，然後便像難民一樣，被政府安置到新建的葵芳邨六座 (廿層高，數年後被揭發是危樓，須重建) ，我的整個小學年代，便在此渡過。
搬到葵芳第一件特別事，是行船多年父親的歸來 (首次見面時我還叫他為叔叔哩！家父此前還一心浪跡天涯，若然的話，家母可苦了！) 住木屋之時，除了父親那常脫期的匯款，便靠母親每天推花生去賣，那時每天的早餐，便是和姊姊每人10粒花生 (那時數花生也是一種快樂的遊戲)。及至父親回來，行船多年卻沒甚積蓄，不多的錢花光了，自由慣了的父親不堪工廠束縛，生計便成問題。父親得一位同邨鄉里獻計，說那時製衣業好景，很多車衣女工願花錢買布自製衣裳，賣布有可為。家父便東拉西湊數百元到深水埗買貨，拿到附近工廠區賣。
在七十年代，小販管理隊已存在，只是其運作跟今天相差很遠。時間上，那時小販隊一般只會在星期一至五和星期六上午執勤，即是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和公眾假期小販都可自由擺賣。空間上，除了每個屋邨的公園和空地成了臨時擺賣場，在葵興工廠區附近的一片空地，每天下午12-2時都成小販特區，每天數名小販管理員甫離開空地，早排於附近行人道的數十檔小販車龍便魚貫進場，衫褲鞋袜、日用品、小擺設、手錶、小吃、水果甚麼的一應俱全。工友們便趁午膳時間購買各種日常所需，熱鬧非常。
除了以上談及特定時間和特定地點，家父也會趁每天的早上 (9點前) 和黃昏時間 (5點後) 到附近不同的屋邨擺賣，像新區 (今葵涌邨) 、葵興邨、葵盛東西邨，以至大窩口。雖然小販隊間中在這些時段出勤，但絕不會像今天的兇狠和趕盡殺絕。
後來讀了一點關於傳統中國農村的人類學著作，談及中國農村的墟市結構。從地圖看市集分佈很像蜂巢，呈六角形，就是為了方便農民到就近不同的墟場進行買賣，通常農民就是以半日腳程為界。沒料到這種自然形成的墟市模式，在這迅速都市化的城市也曾自發出現。
由於布料轉手買賣的利潤很低，為了增加收入，兩老便想到在秋天時轉賣床單被袋。床單倒容易，一匹匹賣回來要多少便裁多少，可被袋怎辦呢？若賣現貨轉售，批發價也不便宜，街坊們未必能承擔，最後的方案，是自己生產。家父把大小尺碼的被袋買回，拆掉，把各種尺寸紀錄下來，然後便買來布料，家父負責剪裁，家母負責縫製。由於售價較百貨公司廉宜不少，自家製的被袋甚受歡迎，高峰時，家母每天縫製近百個，那是驚人速度，因除了幾行長線，還要加上拉縺，不出5分鐘便要完成一個，以致後來在這些屋邨抬頭望，不少晾曬的被袋都是家母出品，那時也有些自豪。今天回想，那二百多尺的斗室就是一個小型山寨廠，至今那部衣車還沒有扔掉，畢竟曾養活我們一家。
那時候，在葵涌區跟家父一樣當小販的，大概應過百，擺賣久了便成了社區網絡，互想幫助扶持自是應有之義。例如家父既好練武 (那時凌晨4時便拿自製沙包到走廊打拳) 也會一點跌打，故有行家跌打扭傷的，不少亦會找家父治理，通常也不收錢，若真不好意思，則象徵式封個利是便是了。記得有位身材瘦小的行家，訴說常被二三無業青年欺負，家父便教他一招半式防身，教的也簡單，就在賣貨的車仔置一長棍，遇上小流氓，便雙手拾棍，微蹲，把棍尖指向地下，那個敢來便往那個挑。後來這叔叔興奮告知家父，那幫流氓見他這副架式，都不敢造次，掉頭走了。
城市時間、空間的共享
這就是筆者童年成長的七十年代，若從生產總值看，跟今天相比，這是匱乏的年代，可是若從社區互助、社區支援的角度看，則這是豐足的年代。若問當中差異來自甚麼原因？則本人猜想這源於這城市最寶貴資源的共享，就是城市時間和空間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