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好上星期六舉行的第四十七屆學聯三代，會中引爆出的尖銳爭論，似乎在漫天的嘶殺和炮火聲中，仍不見得找到出路，情緒情緒加情緒——當然不缺頭腦仍清晰的人——，但更肯定的是到處仍是不知往何處去的遊魂野鬼。已經在網上到處流通的紀錄、描述和判斷，繼續引來各方的判斷和評論，而一個被反覆強調的不足是所謂無語境無脈絡——一向不知道學組織之事的人，或希望在爭論中找尋聆聽和討論位置的人都像一對對沒有肉身的眼睛。
沒有背景資料，沒有語境脈絡地看這種的八九樓的爭論，除了失諸學舌地盲從附和，根本沒甚麼資源作討論判斷。但問題是，怎樣的背景資料才能令判斷和評論不失偏頗而具說服力？怎樣的背資料才能令判斷和評論穿越現有的口同鼻拗？風眼中的八樓和九樓算不算是擁有或置身於相通的語境脈絡？
若連這雙方都不能起碼明白其背景脈絡，而找到一個新的高點看這場爭論——除非我們都願意接受這是他們的思維分析能力先天不足，又或當中真的有一方是毫無遠景地沈溺在行使運用權力的高潮中——否則問題可能不在於八九樓將他們共通的語境按下不表，再根據這共通的背景各自詮釋和行動。問題可能正正在於雙方都確實沒有停下來回望凝視一下各自身處的位置，和這位置的歷史生成，以至即使具有良好願望，都無法根據一個較為厚重的理解，提出具現實性和前瞻性的建議，共同打拼出或至少延續學生組織的力量。
九樓同學對八樓的一個算是標準的理解，是後者不具備同學面學向，沒有負起連結學運和社運的任務，關大門幹自己事。今時今日八樓是否在幹自己事，而這種自己事的與同學實然和應然的關係是甚麼，筆者不在一個恰當的位置評論。但當中存在著一個判斷的問題，筆者雖屬旁觀，但都希望談多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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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聽以前在九樓幾乎甚麼位置都當過的同事談他與另一位以前九樓中人的討論，可作為一個小小的開場白。兩人爭論學聯搞得今天這田地，不如摺埋好了。兩人觀點的分別不在於一人認為今天已爛到盡而另一位則認為相反，而是同事認為周年大會都快開了，涉嫌主事的兩位同學都快要坐上飛機到外國交流去了，為了這兩位同學而摺埋學聯實在荒謬，另一位則悲觀地認為希望不大。姑且先不論兩種說法種較為現實，但他們的觀點至少包含了兩種判斷的標準：一種考慮九樓所謂的整體「性格」和「精神」，另一種則著重個別屆別的同學的演繹。
恕筆者一知半解仍斗膽僭越，如果我們粗略的瞭解八樓的歷史，九樓的判斷——即沒有連結同學，將學運和社運接駁——似乎應作為討論的起點而不是結論，或所謂「摺八樓」理直氣壯的理由。一般標準的香港學運史都會將八九年六四事件作為學運的分水嶺，而八九年界分開的，是關注政府政黨，一呼百應的領袖群眾的政治，和強調社會邊緣弱勢，蹲點參與式的自強政治。八九年後，學生組織中人一方面難以面對中共的赤裸暴力，另一方面對學生組織的地位被新興的政治團體取代，不少人都紛紛到基層團體工作，思索一種（哪怕有妄想成份的）由下而上的自強政治。在九二九三年間，這種思索更開始實體化為學生組織內的反動，在中大，來自學生組織和不屬學生組織的多位同學，因不滿有學生組織中人壟斷學生代表的身份，而同學又麻木冷漠的逆來順受，而出版小報痛罵大學迎新營、中大開放日等校園大型活動。及後的九五九六年間的「同學自主力量」、幹事會歷史性地缺莊等，都被認為是相似思路的進一步演繹。
有點誇張但也是簡化地說，那幾年橫掃學生組織的這場風暴，存在著好幾條戰線：基層草根政治對政府政黨政治的反動、對自己對更大範圍負責任對營營役役不問價值的學生定位的反動、刺激同學自主對學生代表式的學生組織概念的反動等等。這些主題最終都不一定得到妥當解決，但起碼這些懸而未決的難題已經成為了學生組織可以不背起，但卻不會消失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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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樓（全名是學聯社會運動資源中心），不算太勉強也可說是有份參與建構上述學生運動難題的其中一位腳色，又或者其產物。八樓的會址在彌敦道與弼街交界的金輪大厦，九十年代政府清拆天台屋，不少同學都跑去天台屋幫手，與街坊共進退。金輪大廈的天台屋便是其中一個抗爭的位置。聽當年月份參與的同學說起，不少同學在今天太子始創中心對面，晚上有一對公公婆婆停著手推車賣床單被鋪那裡露宿過一段時間。當時天台屋事件不僅有同學參與，也吸引了社工，政客和大學教授等各有動機的人士。而這些不同的動機也成為事情發展到後來，不同身份但看來都是要對抗政府清拆的參與者又分又合，矛盾叢生的因素。
本文並非主要討論金輪天台屋事件，有興趣者希望多瞭解，可參考由八樓和錄影力量出版的《金輪抗爭》。金輪天台屋事件對本文的重要性，就在於八樓幾乎是該事件的直接產物。八樓現時的會址便是當時其中一個街坊和其他參與者共商對策的地方。而同學從事件中得到的教訓和經驗，如社工的仗著其專業的知識和位置而能行使的權力、政客投機搶位的嘴臉、「幫助」之名內的人際權力關係等，都成了八樓成立的構成零件。換言之，八樓的誕生可說處於學生組織中人反省「傳統」學生組織和其自身的漩渦之中，而天台屋的經驗也為這些反省加進了與社運連結、適逢其會的部份。
換言之，八樓或可以被認為是學運和社運連結的產物，而一直以來，上面提過的價值與目標便像一個偷窺者般令八樓警惕著，也像一個（可能是虛妄空洞的）父親形象般衡量著八樓的所作所為。回到八九樓的爭論，筆者認為失缺同學面向，不起連結學運和社運功能等評價，若並非建基於某種對連結的想像和參考，不僅只有落得口同鼻拗，更現實的是會惹人別有陰謀的聯想。多退幾步，即使所有人都認同現在的八樓根本起不了連結同學和社運，但這觀察又可以支撐起甚麼結論？筆者無意對舉精神／實踐等粗糙對立，畢竟單單以兩者之一作參考判斷的唯一對象，除了自身感覺良好外，根本沒有面對現實問題。為了一屆被認為不成氣候的八樓管委而動刀動槍，是要解決本屆的問題還是要處決一種學運和社運連結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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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歷史，經常都會看到散成一地的落差、錯位和荒謬。八樓的成立本是源於當時的同學對傳統組織學生運動的組織概念和實踐異議，今天卻是輪到九樓的同學認為八樓沒有做好本份查找不足。 而今天的八樓和成立之時的八樓是否已是滄海桑田，中間的差別是甚麼，而九樓對八樓的提議，又是否對準著這些變化，或在甚麼意義和目標下較其他方案有效果等等問題，固然都是重要問題，若儘是抽空討論，實在難怪好些論者袖手看好戲之餘，還要大呼過癮，認為學生運動都是窩裡鬥是歷久常新的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