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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來寫賈樟柯〕:「關於那個時代,好像只說了一句。」——訪賈樟柯(上)

「關於那個時代,好像只說了一句。」——訪賈樟柯(上)

文:鄧小樺

被稱為「近幾年來最令人興奮的電影天才之一」,35歲的賈樟柯已經拍出了第四部長片。第一部長片《小武》被驚艷於世界各大影展距今已有十年;以賈自身成長的80年代中國為背景的「平民史詩」——《站台》拍出了3個多小時的篇幅;過了而立之年的賈樟柯也把鏡頭由自己的一代移向了當下的年青人,拍出了魅艷的《任逍遙》,再來是能於國內公映的《世界》。可是賈樟柯說,「我覺得對那個年代的講述才剛開始。」聲音輕而緩和。

在忘記之前——舊的回憶、新的電影

《小武》的第一個鏡頭是一雙手的大特寫,那雙手劃著了一根火柴,火柴盒上寫著「山西」。那便是賈樟柯的故鄉,也是故事的地理背景。賈樟柯的電影裡就有著那麼多的細節,不只是個人回憶的投射,也綿密地縫出了一個時代的底色。描寫記憶時強調私密性無疑是討好的,但賈不同凡響之處,是他真的能把個人的記憶變成通往群體的路徑。

「我相信大多數時候,每個人所一直難忘的東西裡面,一定有著時代的普遍性。所以無論在拍當下還是過去,無論是面對一個多動蕩的環境和宏大的背景,我堅持拍個人感受。我覺得中國這些年的電影特別多是官方的記憶,或者說是官方對民間的記憶的想像,所以特別需要這種從個人出發的,對時代的回應。」他的敘事衝動在於:「有一大堆的事情和細節忘不掉。」

賈樟柯的下一部劇情長片,將會以文革為背景。文革於76年結束,賈說其實之後還持續了一段時間。而他是70年出生的,殘餘的文革氣氛便構成了他的成長背景,恍如生和死的強烈並置。「當時我看到的年青人就和現在很不一樣,每天每個孩子身上都有傷,都是打的撞的,頭破血流那種,很髒、很有野性,很有生命力。」他淡淡地提起了「被死亡中止的成長」,我們便又想起他在其他訪問裡說過,那個借了他單車到杏花村酒廠喝酒喝死了的朋友。

「這個畫面可能會變成電影的開頭吧:當時有一天,我在我們家那個小城(山西汾陽)裡面,看見一個男孩揹著另一個男孩在走,遠遠看著你會以為他們在做什麼遊戲,但其實那個男孩是被扎了一刀,流著血,被人揹著,跟著來看的孩子愈來愈多,大家就這樣一直跟著到醫院,沒事幹,就一直看他包紮。現在想來,就是一種特別傷感的回憶。我怕連我都忘記了,趕緊拍吧。」

即使是面談,賈樟柯描述事情,也總連帶著四周的景色,人的動作,所以一切都容易了然於心。或許是因為,他心裡有一大堆「一閉上眼就會跳出來的畫面。」

公共記憶:「我們慢慢會變成一個有過去的民族。」

賈樟柯所在意的不止是他自己的回憶,還有整個民族的回憶。「如今中國人生活的世界,過去的記憶沒有人願意提起,而未來也是模糊一片的,我們只是糾纏在『現在』的快速事物裡。」只有「現在」的話,是不能建立起完整的時間意識的,在世界上無所適從的人們,於是只能茫無方向跌跌撞撞。《世界》裡,已經認定泰生不可信靠的小桃心如死灰,偏偏穿著輕薄婚紗準備登台表演,突然漫天灑下大雪來。「以前春天來了是很清楚的,樹一點點的發芽了,花開了,一點點的來了,我們還有一個正常的時間感覺。但現在,冬天很久都不來,又突然雪就來了。」

賈樟柯對這些無法抵擋的變遷難以釋懷,唯是講到DV,他好像比較寬懷一點。他認為DV也許會為中國帶來「影像生活」:「我覺得所謂影像生活並不一定需要拍出作品來,像一個男孩子拍她女朋友,一個丈夫拍他太太懷孕,都是影像生活,都會改變我們跟影像的關係。飯桌上的食品、人的服裝,今天可能只是你的一個私人影像,50年後就是一個公共記憶。說大一點,它是我們的民族記憶——我們的生活有據可查。我們慢慢會變成一個有過去的民族。」賈樟柯笑了,說話速度也加快了:「有人說那是影像垃圾,我說不是!就先把它放在那兒,有一天它就不是垃圾;如果它是垃圾,人家自己就會刪掉了。」

這段話裡有著兩種不同的「垃圾」的定義。一種是從專業影像工作者角度出發的,質疑民眾製作的日常影像之價值;另一種是從民眾自身的需求出發的,由拍和被拍的人決定影像的價值。作為「近幾年來最令人興奮的電影天才之一」,賈樟柯能夠這樣平等地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理解影像的價值,而且隨口道來,毫不煞有介事。(待續)

延伸閱讀:

1. 文匯報:賈樟柯 開放《世界》

2. 梁寶:賈樟柯的青春殘酷物語

3. 謝曉虹:《世界》

4. 阿野:無間《世界》

5. 阿野:電影的多重身——訪賈樟柯

6. 郭詩詠:飄泊的《世界》

圖片來源:中國萬華鏡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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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賈樟柯的回顧展將在五月中在藝術中心開鑼,為了贈慶,有關賈氏的文章,包括獨立媒體的專訪,將陸續排隊出場,以饕讀者。留意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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