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農村苛捐 決定離家打工
阿晴自小在廣東鶴山的農村長大，家有六兄弟姐妹，她排尾二，一家務農。基於不合理的內地農村政策，他們一家須日曬雨淋負責十多畝田，並將絕大部份田穫上繳政府，因此兒時生活非常艱苦，想到日後一生都過這種日子。儘管如何辛勞，都無法得到溫飽，這令許多鄉下人都會想到城市一拼。
阿晴也不例外。
由於許多同鄉都有去澳門打工做工人的風氣，於是，在她18歲那年，阿晴便隨姐姐的腳步跑去澳門當製衣廠勞工，收入較鄉下高幾倍，工作雖繁忙，但比起耕田已輕鬆許多。工作頭幾年的薪水，絕大部份都是寄給父母，唯最後一年，她決定自己存一點錢。
沒想到，這短短的一年，竟就成為她至今為止的人生中，唯一可以為自己而生存的一段時間。
女人靠結婚？
到了適婚年齡的她，在家人催婚下便帶同少許積蓄回鄉去。之後經朋友介紹下認識住在開平市的丈夫，半年後他們決定結婚。阿晴從小到大學懂的性別概念，就是結婚可以改變女人的命運，解決所有問題。同時，嫁給有城市戶藉的人，就不用挨辛苦的田役。加上她丈夫的父親是公務員，家境算是好，有望婚後安安定定。雖然，結婚前，她已知道丈夫有賭博的習慣，也詢問了親人的意見。當中，曾賭搏的哥哥表示不用擔心：「結了婚就會改」，不疑有他的阿晴便決定下嫁。
沒想到，這次婚姻不但沒有讓她獲得自由，反而束縛了她以後的人生。
黑箱作業下的一胎政策 冒險到港產子
婚後阿晴搬到開平生活，丈夫是廚師，她則到五金廠當女工，理應「公一份婆一份」安穩生活。03年他們育有一子，但丈夫爛賭成性，根本沒有錢養妻活兒交，一家幾口僅靠家公的退休金及她微薄的薪金過活。可是，在06年時她意外懷了女兒，這違反了內地計劃生育的政策。在一胎政策下，阿晴如要再生就會被罰8萬元超生費，但她每個月薪金卻只有1000多元，罰款相等於她工作六年多的薪金，根本無法負擔。加上內地政府部門黑箱作業，超生費並非一次性罰款，計生辦可以持續濫收費用，她們無從得知實際金額為何。
身邊的親友甚至丈夫都勸她打掉小孩，她甚至已走進了醫院，但想來想去，不忍殺害小生命，而且，在「生多一個老公就會生性」的緲茫希望下，她決定誕下女兒。丈夫的香港親戚跟她說，來港產子費用較便宜，只需大約2萬元，因此便讓現時5歲的女兒到香港出生。
生第二胎是一系列心驚肉跳的過程。首先，內地醫院一發現超生孕婦，便會立刻通知計生辦，此舉令到阿晴沒法在內地進行產檢。故此，她只在生產前到香港做了一次產檢，並預約了床位，到預產期左右時間，她就腹大便便千里迢迢來港產子。由於她並不是順產，需要剖腹，本應留院多天，但這樣一來，費用便比預期的貴太多了，生產費連同兩日住院需要3萬多元，以她的經濟情況不能負擔，只好要求醫生讓她出院。她表示從來沒打算用香港的一分一毫.：「我一生完就返內地，完全沒休養過，甚至情願付多些錢在內地替女兒打各種預防針，都不想用香港資源。」
爛賭丈夫入獄 收數佬上門 家庭破碎
事實上，阿晴表示，在丈夫的香港親戚之前，她也曾在內地的報紙上看過廣告，知道有中介公司，在賣廣告說在香港福利怎樣怎樣好。可是，當時她認為，只要不用交超生費，孩子出生後，教育費雖貴一點，但起碼可以預計，只要自己努力打工，都可以養育兒女長大，最重要一家人齊齊整整一起生活。因此，小女兒擁有港人身份，但一家人一直在內地生活，她亦只曾帶女兒來港換證一次。
可惜，夫妻關係不但沒有因女兒出生而改善，而且丈夫爛賭成癮越來越嚴重，她試過在丈夫出糧當日，抱著女兒到丈夫工作地點等他出來，但都不得要領。在內地許多地方，女性離婚至今仍是一個嚴重的污名，但阿晴已忍無可忍，終於在2008年2月決定與丈夫離婚，自力更生。
沒想到兩個月後，發現了兒子患上地中海貧血病。同時，一眾親友皆認為離婚十分不光鮮，會有好多閒言閒語，皆努力勸喻她復婚。阿晴一時心軟，最後還是與丈夫復婚。可是，丈夫一錯再錯，前年在內地更因犯事坐監，欠下一身債務。債主似乎是地方「社團」，於是，每週總有一群陌生男人到她家「坐坐」，提醒她要還丈夫的債，嚇得她終日徨恐不安，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實在是不知何去何從。報了警，但由於那群男人只是來「坐坐」，警察說不能做什麼，她就更彷徨了，漸漸情緒已接近崩潰。她的同事們眼見她苦況便合資了萬多元給她，建議她到香港生活，「當黑工總比留在開平好」。無計可施下，她只好將兒子寄養在她姊姊家裡，在2011年8月便帶同女兒到香港找出路。
最後，阿晴終於結束了這個真正改變了她命運的婚姻，辦了離婚手續。
來港是唯一方法嗎？阿晴表示她曾考慮帶女兒到深圳生活，她在深圳打工，女兒到香港上學。可是，當她計過數後，發現，以她的學歴，在深圳能找到的工作，只剛好夠交租，若說生活費，必定要加班或找兼職，這對一個在深圳無親友的單親母親來說，顯然是不可能的。回老家嗎？回老家已經沒有她的地方，而且，女兒的教育在鄉下會成問題。留在開平嗎？她住的屋是屬於夫家，離了婚，便不能再住，而且，附近鄰居都知她丈夫入了監獄，子女都抬不起頭做人。左思右想，還是選擇到香港，見步行步。
中港兩地撲 受辱當日常
由於女兒居港年期未夠，她鄉下的政府只准許她以自由行（而不是探親）身份來港照顧女兒，每次只可逗留7天，期間在香港需不停續證以延長14天逗留時間。但入境處慣例只可續證兩次，即大約每兩個月內就必須返回內地續證一次，然後再次等14天才能申請到港。
阿晴說，每次過關，都被入境處人員拘留到「黑房」苛刻質問她多個小時，罵她不買探親證等等刻意勺難她，甚至說：「你黎得香港生就預左啦！」繁複的程序令她無論在金錢或精神上，都承受很大的壓力和負擔。
中港兩地兩邊走，影響的不止阿晴，還有她一對年幼的子女。她在香港沒有親人，沒人可替她照顧幼女，所以每兩個月她便要帶女兒一同回內地續證。小孩剛適應了香港的生活，又要返回內地，自然不願離開；但證件辦妥後，女兒卻又習慣了內地環境，不願返回香港，因此經常「扭計」。要頻繁地轉換生活環境，又要時常向學校請假，對於小孩的成長及學習必然造成一定的影響。舟車勞頓，無論小朋友或大人都感到身心疲憊。除了疲憊，阿晴失去的還有與兒子的親子關係。迫不得已情況下，她大部份時間都只留在香港集中照顧女兒，體弱多病的兒子則由內地的姐姐照顧。與兒子分隔兩地。每次回鄉續證見到兒子，只感到關係越來越疏離。每當離開時，兒子都會鬧脾氣，甚至故意弄哭妹妹。面對兒子問：「點解唔帶我走？」，阿晴感到非常心酸和內疚，一方面覺得對不起兒子，另一方面自己的處境也同樣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不受香港政策保障 慘變無助邊緣人
由於沒有香港居留權，所以阿晴不能找工作，經濟環境壓得她喘不過氣來。根據香港政府的綜援政策，女兒未滿18歲，縱使擁有港人身份，亦需要有監護人（必須為合資格領取綜援人士）才能申請及共同領取綜援。她在香港無親無故，只有前夫的親戚，根本沒可能找到這種監護人。縱然有一張香港出世紙，兩母女的生計況毫無頭緒。
當初，阿晴是厚著面皮到附近的幼兒園找校長，請求他幫忙。校長了解了她情況，便協助小朋友申請學費減免，女兒才可在港受正常教育。教育問題解決，但日常生活卻是一大難題。她以往在內地任職文員，收入雖然微薄，但勉強可以糊口。在香港，她沒有身份證，不可打工賺取金錢，又不敢當黑工，怕被入境處遺返，女兒會無人照顧。現時生活上亦只靠與女兒執紙皮度日，或暫時靠教會幫忙。
阿晴指身邊也有人叫她，不如將女兒的撫養權放棄給香港政府，自己返回內地生活，所負擔的比較輕鬆。但畢竟是自己十月懷胎所生，骨肉分離談何容易，著淚道：「女兒是自己一手一腳湊大，當初經歷過咁多難題，都可以行到呢一步… … 」不想就此放棄女兒，只好繼續硬著頭皮走下去。
現時的她，對於未來不敢多想，只希望政府能夠按特別情況處理他們的綜援申請，容許缺乏監護人情況下，仍然得到基本生活保障。這樣可以給女兒一個較齊全的生活，讓她好好成長。對於主流媒體的負面報道，阿晴坦然十分介意，怕被香港人標籤。她從不要求取得港人身份證，只想自力更生，希望政府可以當輸入勞工般，容許她在港工作，可以養活自己和孩子。
何謂「承擔責任」......
由於苛刻的農村制度令她離鄉別井去打工；由於「女人一定要結婚」她放棄了可能可以自給自足的打工生活；由於相信「結婚改變女人命運」和「要出城」她嫁錯了廊；由於誤信「生了孩子的男人就會有了責任感」這種性別迷思而再誕下孩子；由於黑箱作業的一胎政策，這個挽回丈夫的心的產子計劃一定要到香港來進行；由於親友的軟性精神催迫她又再回到爛賭的丈夫身邊；由於夫債妻還的奇怪倫理，她被迫來了香港；由於沒有居港權不能打工，與女兒生計成疑，又由於長期分隔異地與兒子關係疏離......
與阿晴的訪問過程中發現，她一生至今所作的重要決定，彷彿是她做的，又彷彿不是她做的，誤打誤撞，跌跌碰碰，便走上了一條騎虎難下的路。人生天地間，何其渺小。除了在澳門自己打工自己存錢那一年，她都是為父母、為丈夫、為兒女活著，她的「自己」，早已被世界拋擲在九宵雲外了。訪問過後，不禁想，假如當年，她沒有相信「女人到某年齡就要結婚」那一套，繼續在澳門打工；又或者，明知丈夫爛賭沒將來，早早放棄「離婚女人不光彩」的一套，離婚，靠自己養活兒子，那就不會有這個女兒，那麼，她的人生，又會如何？
可是，生命沒有兩次，已成事實的都不可挽回。對於將來，她無法有任何的想像和計劃。對於現在，在各種政策的封鎖下，她毫無頭緒。阿晴唯一擁有的，只有過去遺留給她的難題，也就是勇於承擔對這個因她的決定而出生的女兒的責任。現在的問題，絕非她一人造成，可是必須由她一人承擔，而我們，面對一個這樣的生命，又可以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