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獨立媒體網將於今年六四繼續出版六四特刊，今年的主題是土地和家園，相關文章將搶先於本網發表，請留意。
失落的土地 遠去的家園
文：三巴仔
數個月前，澳門在靜悄悄中渡過了她的特區十周年。儘管本地官方儘力營造十年盛世的景象，中央、各地方以及本地親建制媒體也應景地捧場，但民間始終沒有很熱烈的氣氛，尤其當媒體播出澳門人十年前熱情迎回歸的畫面，反諷地讓人覺得仿如隔世。
澳門城市景觀日日新，國際級酒店渡假村一家接一家，賭博業收入由2006年起超越拉斯維加斯成為全球第一大賭城，本地生產總值直線上升，人均生產總值更是超港追日，名列亞洲地區的前茅，外人總以為澳門特區政府十年多的施政成果是正面的。加上澳門歷史城區在2005年獲得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連續幾年現金分享計劃等措施，更令鄰近地區部分人羡慕。
但是十年以來，澳門本地人的心情及實際生活，卻體驗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中，最讓人感到最切膚之痛的，可歸結為「失落的土地，遠去的家園」。回歸以來批出300多塊土地中，只有3塊是公開競投，其他大多以低賤的協議溢價金批給商界。發展博彩業的批地以外， 更多的是商住用地，甚至有商人以公益、產業用地名義賤價取得，再更改為發展豪宅。失落的土地導致的，不只是小市民再也買不起房子，建設未來美好家園的願望落空，更是生活品質的大幅下降；政府以土地匱乏為名緩建公共設施、公共房屋，城市景觀、環境的急速惡化，物價飛漲等，使澳門人熟悉的社區家園、悠閒生活快速消失。
今年五月份剛剛公佈的官方委託的「2009綜合生活素質大型入戶調查」結果顯示，在十六項澳門市民對社會現況、政府施政與管治的評價項目中，沒有一項能獲得半數或以上受訪者的正面評價，最令人不滿的是社會廉潔和舊區重整方面，分別有百分之五十二及百分之四十七點五；司法機構工作效率、就業情況、政府工作效率、社會平等及民主發展均有逾三成受訪者不滿。與2005年同類調查比較，沒有一個項目得分顯著上升，反而有十三個項目顯著下跌。
1999年4月，何厚鏵在參選記者會上說：「澳門是我的生活、家庭和事業的根基。澳門的一切，伴著我成長。澳門人的思想，薰陶我的性格；澳門人的憂樂，與我息息相關。我對澳門發自內心的熱愛和歸屬感，鞭策我要貢獻所長，推動澳門社會與經濟發展，使街坊鄰里能夠在這裏安居樂業。... ...我的參選，是澳門人給我的一個機會，容許我把自己對澳門的深厚感情進一步昇華，變成無私的奉獻。」在莊嚴的承諾後面，其實是何所代表的家族及商界菁英集團，接收了澳葡政府留下的權力，同時，殖民者留下的權力架構以及法律制度，使集團內核心成員輕易得到從前無法想像、外界不可估量的財富機會。一方面，政府引入跨國賭業資本將餅做大，另一方面，本土既得利益集團沒有受到監管，因而「合法」地瓜分利益。
是否可能有任何制衡力量呢？行政會全體成員、立法會中超過八成議員以及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超過五分之四委員，都直接或間接與商界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這樣的組成會有甚麼利益偏向，已經十分明顯。本地部分民意寄望中央政府，但現實證明，中國政權的本質是人治，駐澳的或在京的涉澳政府機構，以及資本代理人組成的菁英網絡，糾結成一張複雜的管治網絡。這些代理人，有些享受著事無大小被人奉若神明的象徵性權力，有些直接參與到本地利益分配的網絡中來。
本地傳統左派社團的角色和任務，不再有回歸前的在野 「制衡」殖民政府的動力，而是跟政府構成 「執政伙伴」的關係。大量公共服務被私有化，傳統社團大量接收原應由政府提供的社會服務，例如工聯對工人的服務、失業工人的救濟，街坊會的社區服務功能，婦聯對婦孺的社會服務，學聯的升學就業服務等等。反過來，傳統社團每年從政府處獲得龐大財政資助，種種意識形態教化、選舉工程，亦隨著社會服務的提供一起「送」給它的服務對象，成為選舉動員的一部份。從社會面而言，不管是政治人物所壟斷的社團，或是由政府資助鼓勵的社團，都是政治統治邏輯的延伸，甚至是政治選舉的附庸，缺乏公民社會應有的自主性格。
2010年3月，第二位行政長官崔世安在他的 《施政方針》中承諾： 「我們決心打造一個廉潔的、具充分透明度的陽光政府。我們必定以人為本，愛民為民，為市民的福祉赤誠奉獻。」澳門人是否還要相信這動人的誓言？從主流的民意調查、到網上的憤怒言論，再到民間湧現的一波波社會行動，答案是否定的。
出路何在？借用法國社會學家亞倫．杜漢(Alain Tourain)在他《行動者的歸來》一書中的觀點：將社會參與視為每個人的生活計畫(life project)，十年來，澳門社會一方面有民主派在議會內少數但強有力的異議聲音；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可能孤立可能相關的自然保育行動、文化保育行動、社區行動，社工、教師、醫生等示威遊行，以至十年來幾乎不間斷、激烈的工人示威行動；今年五一勞動節，青年人更自發組織回歸以來首次的遊行，有四五百人參加。這一切都顯示了澳門自主公民力量壯大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