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廿一周年晚上，在以「政治中立」掛帥的中大校方反對下，新民主女神像（下稱神像）和天安門屠殺浮雕（下稱浮雕）於三千師生及市民見證下落戶中大。然而是否永久放置神像及浮雕，仍是未知之數。現時安置雕塑的大學廣場，也成為校園空間爭奪的戰場。然而事隔兩月，我們也不應停止對大學價值和空間運用的討論。筆者從安置神像一事出發，帶出對中大空間政治的反思。
學生會堅持將神像及浮雕放置在大學廣場而非學校建議的大學本部，除了因為大學廣場的地利因素之外，亦是在於中大學生自主空間的稀缺。屬於學生會全權管理的室外空間，僅得范克廉樓外的「文化廣場」。在一些寬闊、適合舉辦大型活動的室外空間如大學廣場、百萬大道、峰火台等，均需經過漫長而僵化的申請程序 。校方這種對室外空間的僵化管理，正正是窒礙了公共空間的發展可能。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神雕落戶中大，不單為香港獻出媚共辭窮之醜，更突顯校方對學生自主空間的漠視。校方要保持政治中立，就連空間也變得中立，什麼也沒有，失去了空間藉藝術品、人文活動帶來改變的可能，由中立變為孤立，成為一所「地空空，無一物」的學校。
法國著名空間理論家拉菲伏爾 指出，對抗行動產生的力量，能夠挪用原有受權力機關控制的空間，進而創造出一個對立於現存建制的對抗空間（COUNTER-SPACE），最終有可能解放被壓抑的社會性空間 。神雕矗立中大，正是打破了中大管理層封閉公共空間的行動。面對校方以歪理拒絕神像落戶，學生會除了沉默，就只有抗爭。實際上，中大學生會已曾在四月於大學廣場舉行五區公投選舉論壇，可謂爭奪大學廣場空間使用的前哨戰。三千人會師大學廣場，見證神像和浮雕為中大的公共空間打開了一個新缺口，改變了原本只是一個等待果陀的草地的意義；斷橋也真真正正成為了一個得而所用的觀景台 。而此次行動，亦為推動大學廣場成為師生自主空間打下一支強心針。
大學實踐社會責任，應帶領社會進步，推動更豐富的人文生活。除了學術生產、向外參與社會，校園的空間本身就有一種服務社會的公共性。公共空間的公共性不只是向公眾開放，更在於透過公眾的參與，展示和塑造更多可能。在神像矗立後的周日，城市論壇移師中大舉行，吸引百多人參加，活化了大學廣場，令廣場成為一個屬於中大人、屬於香港人的新公共空間，就是一個好例子。位屬本部、由學生會管理的文化廣場和大學廣場兩者相比，後者在火車站旁，公眾顯然更易到達。透過公眾參與而塑造更多可能也更容易達到；反之，文化廣場顯然不及大學廣場般更能展示大學對外開放的特點。
筆者認為，中大有此靈地，不應固步自封，反應加以發揮校內空間的公共性，讓學生甚至民間社會能夠在校園舉辦更多人文活動，既體現大學百花齊放的自由風氣，亦為我城推動公共空間發展作一示範。試想想，這邊廂在神像之前舉辦民主沙龍；另一邊廂，藝術系同學在大學廣場展出作品、詩社舉行唱詩會；到了周日，中午有城市論壇月旦時弊；晚上又可舉行露天音樂會……如果學校能廢除僵化的管理制度，由師生共同管理大學廣場，開放廣場供人舉辦不同類型活動，實能促進中大生活空間的多樣化和活力。
中大學生會提出在開學後，以「全民公投」作為決議兩雕塑去留中大的方法，不單為了推動校園民主，亦對拓闊校園公共空間有著深遠意義。我們要中大開放更多讓學生自主的空間，各抒己見，各展所長。新民主女神像矗立大學廣場，更是向全港市民發出邀請，前來中大展示和塑造更多可能性，發揮大學的公共性，使中大更上層樓，成為一所有活力、推動社會進步變革的學府。
延伸閱讀：
1. Dolores Hayden, “Urban Landscape History: The Sense of Place and Politics of Space”, in Dolores Hayden,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 and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95)
2. 拉菲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http://www.hku.hk/hkcsp/ccex/text/studyguide/narratingHK/3_1.html
( 本文原刊於2010年中大學生報迎新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