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思中＠思想行動中心
自曾偉雄上台後，警隊處理社會行動的手法越見狠辣。有論者撰文評論社會上對曾偉雄的反對聲音，可綜合為三點理據：
一，警察處理社會行動的做法，到底是違了規呢？還是警例根本已不獲社會普遍接受？；
二，「官僚」、沒有意志純執行命令的警察，若變身成有自己意識型態、行公義的「人民」警察，社會將更加恐佈；
三，聲討警察只是享受一時的英雄式快感，拉拉隊式打氣，不求制度改變，只求人頭落地並不進入問題。
這種推論方式，是否有點熟口熟面？差不多十年前，小布殊在911後出兵伊拉克的理據如下：
一，薩達姆涉嫌藏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
二，連CIA都承認薩達姆沒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後，出兵伊拉克便變為他與阿爾蓋達有關，涉嫌參與911襲擊；
三，小布殊於2003年也得承認，沒證據指薩達姆與911襲擊有關，薩姆政權的獨裁統治鄰國及本國人民都是災難，就成了出兵伊拉克的理由。
流行的說法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分析性一點，意識型態的運作，就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游戲：論敵說是人為錯誤或追究責任，評論便滑向某種更根本更廣泛的層次；當論敵提出問題的結構性因素，評論便說指控太大、目標不清楚。說無可說便訴諸不能否證的判斷，例如獨裁是不對的，或世界不會因為一個人而改變。換言之，無論是如出兵之類的動態，或者呼籲市民謹慎別針對政府官員之類的靜態，其實都不過「甚麼都沒發生」的保證——主導形勢不被逆轉和改變的保證。
本地社會學家呂大樂，指加罪於曾偉雄，並沒有進入問題的核心（呂大樂 ，〈行動以外，沒有進入問題〉，2011年9月19日，《明報》）。甚麼是問題的核心，呂氏當然不會輕易言明，他只是描述性地說，「要將問題搞清楚，並且對症下藥，找出解決方法…決定進入問題，其實捨易取難」。彷彿近年不斷被指激進的社會行動，他只看見「行動」一面而看不見其他，更遑論社會行動的文化歷史分析和議題設定等面向。
從2003年「意外」的五十萬人上街，到06年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到09年反高鐵保菜園村等運動，不斷的翻新社會行動的性質、議題及人與社會經濟政府的關係的習見，突破一直以來由民族主義、爭取權益及議席政制民主所構成的社會行動矩陣。倒董反23條惡法是香港人前途談判二十多年來政治無力感的一次歷史性的鬆動；06年的碼頭保衛運動，把「市區更新」的爭議置放於在後殖民地時期如何面對創傷性過去的解殖問題中；反高鐵保菜園運動，更將基建問題還原為在香港在大國堀起的年代，與中國融合應採取怎樣的態度，以及透過述說香港非原居民歷史農村的經驗，提出即使在冷峻的國際關係下自力更新的可能性。而持續不斷的政制民主運動近年的內部分裂、歸邊、背叛及所謂激進化，則不啻是要以更高的強度，提醒香港政治民主化生死悠關的形進實退。整體來看，為香港社會設定了一份不算完美但不失針對回歸後種種社會政治大勢的行動和思考綱目。
事實上，特區政府在董建華年代社會政策遭遇各種挫敗後，彷彿馬上變身為茫無頭緒、只求面面俱圓、少做少錯的的小官僚，在香港節節敗退的文化經濟政治中，只求跟紅頂白完全缺乏生命跡像。社會運動的出現，與腐敗及平庸的統治難道不是銅版的兩面嗎？
種種在政治冷感逆來順受的香港社會中，為後殖民地香港重新設定社會文化政治議題的社會運動，說不上搞得開天闢地但也難以說是廉價的「食住個勢」或但求一快。呂氏以「true believers」來名命某些社會行動者，這名稱的宗教信仰（及可能的與科學、客觀的社會參與相對立）意味，筆者沒興趣評論。但君不見在今時今日甚麼都彷彿可以選擇（只要凡事都別太認為，或裝裝認真就好了）的犬儒社會，貫徹始終認真對待信念的人都已被視為瘋子或基要派（或曰恐怖份子）了嗎？
曾經有個賊仔，每天在工廠偷東西。看更翻箱倒籠都找不著任何證據，眼巴巴看著他天天拉著手推車經過大閘。最後他終於被抓了，原來他偷的正是他天天在拉的手推車。當我們都總著眼於「問題的核心」，以為那是客觀存在，無論怎樣的表達形式下都無法埋沒其真理的光輝的時候，小心「問題的核心」其實就是那架看似無關痛癢的手推車——亦即是言者與其言說內容的關係。從呂氏近日對曾偉雄的論述看，他的「看不見」並非不是樸素、生理上的看不見，難以入信。「沒進入問題」之說法，可能無異於要在論述上把對手的議題摧毀，把任何更新社會議題或改變香港社會問題意識堂而皇之地活埋的嘗試。
參考文章：
呂大樂：＜行動以外，沒有進入問題＞。2011年09月19日。
呂大樂：＜警隊濫權？先搞清問題性質＞。2011年09月01日。
下期文章預告：＜進入「看不見」的問題＞（作者：陳錦輝＠思想行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