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爭取民主」系列四‧〈反民主的蘇格拉底？〉
2001年
http://www.wam.umd.edu/~bschan/miscellanea/miscellanea-16.html
今天在多維新聞網(http://www.chinesenewsnet.com)讀了一篇文章，作者署名為「馬悲鳴」，題為〈反民主的蘇格拉底之死比耶穌受難更不容易〉 。我很少會評論網上的文章，但這次是個例外。作為哲學人和基督徒，我很易看見這位「馬先生」的文章有資料和思想上的題目可以讓我們討論討論。
嚴格而言，他的文章主要還是在談「反民主的蘇格拉底之死」多於「耶穌受難」，更談不上怎樣比較兩者的難易。他自以為是「以《聖經》故事裡的耶穌之死」來作兩者間的比較，但我怎樣看也看不出他是真的以聖經為本來說耶穌。他以為耶穌能復活所以能或才能從容就義。明顯地，他不懂挽回祭的意義。他固然可以不同意聖經裡所言的挽回祭，但既然他要以聖經為本，就不應如此片面說話，把聖經的話斷章取義。不過，他引起我為文談論他文章的興趣倒不在此，而是在談「反民主的蘇格拉底」那一部份。
我不能肯定他是否同意民主的哲學。但是，他認為蘇格拉底是反民主則貽無疑問。很可惜，他的資料有一些錯失的地方。比方說，他寫道：
「 歷史上對蘇格拉底行止的原始記錄來自兩人。一個就是他的學生柏拉圖記錄了他死亡的全過程。。。 另一個記錄者是當時的喜劇家阿裡斯托芬在蘇格拉底之死二十年前編劇的《 雲》裡有蘇格拉底這個人物。這個劇本流傳了下來。」
這是一個不確的描述，因為至少還有色諾芬寫過《回憶蘇格拉底》。雖然色諾芬的描述與拍拉圖近似，令得我們相信色諾芬在寫他的《回憶蘇格拉底》時有受到柏拉圖的影響，但我們還是會認為色諾芬的著作中是有一些對蘇格拉底行止的原始記錄。至少，我們不能完全忘記他而說「 歷史上對蘇格拉底行止的原始記錄來自兩人」。
馬悲鳴另一說法不清的地方是說「 蘇格拉底明確知道他死後不能復活，從此永遠離開人世。他是克服了沒有一個人不具有的對死亡的本能恐懼而端起藥碗，一口一口地嚥下毒藥，從從容容地 慢慢合上了他那雙智慧的雙眼。唯其如此，蘇格拉底之死比耶穌受難更不容易」。首先，我不太明白他怎樣以蘇格底不會復活而耶穌會復活來斷定「蘇格拉底之死比耶穌受難更不容易」，但這不去說它。我要說的，是他似乎並不曉得蘇格拉底對死亡的態度。
蘇格拉底對死亡的態度是怎樣呢？在柏拉圖的中期著作裡有提出「靈魂不滅」的說法，但雖然柏拉圖以蘇格拉底為對話中的主角而道出「靈魂不滅」這說法，但這可能不是蘇格拉底的原意。那蘇格拉底的原意是甚麼呢？由於我們相信柏拉圖早期著作裡的蘇格拉底是對蘇格拉底的正確描述，因此我們不妨看看柏拉圖早期著作《申辯篇》中蘇格拉底的講法。蘇格拉底的看法是， 人對死亡恐懼 ，是因為人不知死後如何。但他以為，人死後只有兩個可能：一是不再存在，一是繼續以其他方式存在(柏拉圖後來的思想便是屬於後者)。若我肯定不再存在，則我們更應該將我們現有的生命活得更好而不要多想死後。若繼續存在，則更不用害怕死亡的到來。既然我們能夠肯定死亡以後的可能，則我們不用再懼怕死亡(40C-D)。如此說來，蘇格拉底壓根兒不是「明確知道他死後不能復活」(因為這是其中一種的死後繼續存在的可能狀況)，而且他也沒有對死亡的恐懼(當然，說他「克服了沒有一個人不具有的對死亡的本能恐懼」倒是講得通的)。
至於說，蘇格拉底以致柏拉圖是不是「反民主」呢？在這一點上，我倒是初步同意的—幸好，我還不至於是「這就是他們這一代人最聰明頭腦的思維邏輯，──愣是不敢直面人類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第一位偉人蘇格拉底是個反民主分子這個現實」！
可是，請讓我們細心想想：蘇格拉底反對甚麼樣的民主？答案是：雅典的「民主」。但雅典的「民主」和我們現今所說的「民主」是否相同或者至少非常相類？
現今的民主要求人人平等。因此，看一個地區是否有民主政制的其中一個條件是要看那裡的政權是否由普選的選舉中產生。但雅典的民主是普選的嗎？當然不是！我們可以很容易想像那時候甚麼人不能投票(比方說：女人﹑奴隸。。。)。事實上，能在雅典投票的人並不多。如果古代的雅典也算是民主的典範，那麼香港的特首選舉也是民主制度了！總言之，既然只有一小撮人(以致不是全部人)能投票的地區不能算是民主地區，那麼雅典的選舉制度也很難算是民主制度。(我想王丹「宣稱要在中國建立希臘式民主」不是指這種民主吧？)
當然，我們很清楚民主的一些壞處。事實上，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提倡「比例代表制」就是為了要防止「大多數人的專制」，以免大多人欺壓少數人的權利。而馬悲鳴提及的劣幣驅良幣(比方說，阿裡斯提德和底米斯托克利的情況)還是有可能在民主社會中發生的。可是，難道不民主的地方就不會發生這些情況嗎？當然不是，除非哲人王真的存在吧。可惜的是，自認是哲人王的獨裁者多如恆河沙數，但真正的哲人王卻從未出世。哲學家波普認為民主的重點不在肯定好人當道，而在於肯定可以把不好的人有一合理且低社會成本的方法換下來。直到現在，我還是同意他的思想。我在我在我的作品〈思無定位〉 (刊登 於《麥皮匠》一九九八－九九 年度第四 期（總第十七期) )中曾有這樣的文字：
「有些人(包括一些偉大的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會質疑民主的「效用」。他們以為，由民主選舉出來的執政者未必是最好的。他們也許不大懂得管理政府，卻會懂得使用各種手段讓人民投他一票。相反，一些能有效管理政府，提高人民福祉的人，卻會因不懂得選舉的方法而落敗。這種情況對於人民來說恐怕是失大於得的。這些說法當然是經驗上可能的，至於可能性有多大則有待相確。可是，因此說人民「失大於得」卻未必是一個必然的結論了…
「民主最大的好處，並不在於它是否能確保選出來的人是「最好」的。它的最大功用是能確保我們在大多數人同意的制度下定期選出代表我們的人來管理這個社會。這才是我們堅持民主的最重要原因。以往的政治制度(雖則即使到今天有很多地方仍然如是)最大弊病並非不能產生好的執政者(誰說唐太宗﹑清康熙帝等不是好皇帝？)，而是當執政者昏庸無能﹑無力治國之時，人民不能以合法與和平途徑更換執政者。於是，人民只能苦忍，盼望「終有一天」會有一個好的治國之人出來。若實在是忍不下去，便會產生群眾暴動，最終以推翻執政者而終。可是，這對社會的傷害是如何之大呢？人命的損失是如何的難以估計呢？這種更換政權的方法的損害是如此之大，以致人們輕易不敢言試。於是，一些殘暴或昏庸的政權通常都能維持一段頗長的時間，直至人民無法再「忍受」下去。但這種不能「忍受」，恐怕已是十室九空，人民家破人亡等一切人間悲劇隨處可見的時候了。這是一切有惻隱之心的人所不忍看見的。民主選舉的意義，正是在於當此一制度能落實的話，則人民有權在不用付出高昂的代價下更換統治他們的人。此一優點是任何其它政治制度所不能取代的。儘管它不能保証我們有一「好」的執政者，卻保證了我們可以更換不好的人。即使那些政客只懂得「邀媚」群眾，但總比在委任制度下的政客只知奉承一小撮的當權者好。或者應該說，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才是真正的「當權者」。因此，政客便不得不把人民的幸福放在首位，而不致於「殘民以自肥」了。當然，如何才能使民主制度變得更公平(如約翰穆勒的比例代表制便是為了「防止大多數人的專制」)是我們所關心的，但民主制度背後意念的此一好處，是任何人均不得否認的。」
我又在刊登在鮮文學網的〈二千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哲學反思〉中說：
「其實，我是同意柏拉圖的。可能你會問：那不是和前文矛盾嗎？我答：並沒有矛盾。民主制度的確有很多問題，它絕對不是完美。從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 我們見到的正是民主制度的各種弊端。如果可能出現柏拉圖所言的哲王，我是不會支持民主制度的。但問題是，我們由古至今從末有過這樣的哲王。我們從來不曾有一人是如哲王般完美﹑全知﹑全能的。能做到如此的，只有上帝，因此天堂不需要民主制度。但人不是也不能是上帝。 人不能完美，不能如哲王般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古今中外無所不曉，也不能如哲王般算無遺策從不出錯。我們見到的是很多自認是哲王的獨裁者，但我們從來沒有真正的哲王，我也不認為有人可能成為哲王。因此，柏拉圖的政治制度確是最完美的。可是，我們沒有人能實現它。它只是空中樓閣，或恰如其名的「理想國」— 一個不能實現的理想國。
「波普並非要建立一個完美的政治制度。他是要解釋何以我們支持這樣一個不理想的政治民主制度。既然我們不能有完美的政治制度，那我們只能撇除各種更差的制度。留下來的，就是民主制度。波普和柏拉圖的思想沒有衝突，就是因為他們的目的不同。在我看來，他們更是相輔相成。柏拉圖給予我們一個理想國。但理想國既沒法在人間實現，便只有像波普一樣要求一個可「證偽」的制度了。」
從蘇格拉底談到民主，正是引起我寫本文的動機。我說馬悲鳴的文章能引起我寫本文的興趣也正在此處。既然我的思想與以往沒變，故將舊文錄下以證之。我希望讀者能明白我的意見，不要誤因為民主有些壞處而將之全盤否定。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三日零晨三時
寫於麥迪遜城
註：〈反民主的蘇格拉底之死比耶穌受難更不容易 〉的網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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