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政府推出「新自然保育政策」（NCP），至今剛好十年時間。但十年來政策落實進度緩慢，只有鳯園、塱原和濕地簽訂了「管理協議」（MA），成為較廣為人所熟悉的項目；沙羅洞的「公私營界別合作」（PPP）計劃，由於涉及骨灰龕項目一直無法上馬 ，長實豐樂圍項目則於城規會闖關成功，但爭議的聲音至今仍不絕於耳。
顧名思義，MA讓NGO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申請資助，與土地擁有人簽訂管理協議，並向後者提供經濟誘因，以換取其在保育工作上的配合。至於PPP，則交由土地擁有人牽頭倡議，在區內「較不易受破壞」的土地進行發展項目，但規模必須先經政府同意，而項目倡議者亦須負責長期保育和管理附近「較易受破壞」的生態。但PPP此舉令人難免質疑，只是借保育計劃之名，為發展項目大開綠燈，箇中涉及的價值及利益衝突實難以調和。
生態vs.業權人利益？
2010發生的大浪西灣事件，儘管和NCP並無直接關聯，但可說是一石激起千重浪，重新引發社會對發展和保育爭議的關注。區內一幅私人土地被揭大興土木，在各方壓力下發展商最終承諾停止工程，政府則宣布將該區納入發展審批地區草圖，規管有關地段的進一步發展。政府其後又首次公開全港郊野公園「不包括土地」位置，顯示全港共有77幅此類土地，涉及面積高達2076公頃。
無論是NCP的選定的優先地點或「不包括土地」，土地一旦被認定具有高生態價值，用途便會遭到凍結，土地可發展潛力大受限制，令土地擁有人感到經濟利益受損。他們認為保育責任理應是全港市民共同負責，而非由個別業權人獨自承擔；政府就賠償問題作出的回應，則指土地擁有人的權益乃受土地契約規限，例如大部分具生態價值土地乃屬農地，業權人並不享有發展建築物或結構的權益。
2010年時任發展局副局長的潘潔向立法會指出：「按《城市規劃條例》，除了某些禁止發展的用途地帶外，符合用途地帶的發展是經常准許的。例如在「自然保育區」地帶內，「農業用途」及「農地住用構築物」是經常准許的，故「凍結發展」這個用詞並不完全適當 。此外，當某私人土地被納入郊野公園後，業主仍享有有關土地契約所賦予的相關權力；惟當業主申請發展時，如果漁護署署長作為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管理局的總監認為，該發展有損郊野公園的享用價值及宜人之處，則可要求終止發展，而在《郊野公園條例》下，受影響的業主可按情況向政府索償。」
就化解保育vs.發展、公眾vs.土地擁有人利益的矛盾，鄉議局及環保團體曾在2006年建議，政府應參考國際自然保育基金模式，由獨立於政府部門的法定基金，購入保育區域並對業權人作出合理賠贘，從而達至互惠雙驘的局面。資金來源可以是來自政府財政儲備、每年賣地收入，以至如上述PPP項目衍生的收益，同時亦可提倡商界捐助或認養。但亦有人則擔憂此舉會令業權人坐地起價，例如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包含的塱原濕地，未來會被劃作生態公園，估計收地賠贘金額便高達30億元以上（上水侯氏和劉皇發均是主要受益人之一）。
先破壞，後發展，再保育！
隨著新界鄉郊已有愈來愈多土地，被發展商及原居民轉作住宅發展用途，保育區域的土地擁有人卻無法分一杯羹，其多年積累的怨氣實可想而知。因此亦時有發生類似近期東坪洲的事件，村民因為土地被納入地質公園範圍，而通過砍樹來進行發洩和抗議。至於在較不受注目、更廣泛的鄉郊腹地，業權人亦會探取「先破壞，後發展」的方式，主要是通過非法傾倒建築廢料，先製造生態已經破壞的既成事實，再改變土地用途來謀利。
事實上，即使沒有積極蓄意的破壞活動，土地擁有人只需採取消極放任的態度，讓原有的農業及其他社會經濟活動逐步萎縮，亦已足以構成「先破壞」的客觀效果。在過去二十多年，香港地產商通過各自中介人（俗稱艇仔）囤積大量農地，估計總數已經高達2,000公頃，其中很多便不再出租給農戶，又或用各種方法將原有農戶趕走，甚至出現利用鐵絲網重重圍封的情況，這同樣對生態保育百害而無一利。近期不少發展商如長實豐樂圍、恒基的和生圍項目，均以生態保育的名目重新包裝推出，其實亦是「先破壞，後保育」的典型例子。
另一邊廂，在不少早已被劃作保育地點中，由於人為干預、尤其是農業活動的大幅減少，表面一是將土地還給大自然，但實際上卻只是把土地加以荒廢，不再有意識和有系統的進行維護，往往亦只會對生態保育構成負面影響。無論是郊野公園範圍或上述的「不包括土地」，均存在大量廢置多年、人跡罕至的村落，對香港整體鄉郊環境並無任何好處。近年荔枝窩和二澳等地的「復耕復村」活動 ，均可說是在重新介入、管理保育帶的重要嘗試，惟成效尚待進一步觀察。
急凍 vs.保鮮
從以上不同例子可以清晰看見，假如政府一味採取放任的態度，並不對保育區域進行積極干預，則生態難免基於各種因素而備受破壞；但假如政府採取積極的政策措施，包括提供經濟誘因或作政策傾斜，以換取土地擁有人的配合，卻又往往落入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甚至出現借保育之名、行發展之實的各種陋弊。兩種迥異處理方式，可說是各走極端，但結果卻依然是殊途同歸﹣﹣均對生態保育帶來弊大於利的影響。
歸根結柢，上述困局面對的關鍵問題，在於現行「公／保育」vs.「私／發展」的二分法下，無法找到一個有效達至保育目標的平衡點。政府無論採取放任抑或積極態度，均容易傾向將持份者的角色急速凝固下來，土地擁有人要麼便在保育工作上無從參與，要麼便取得保育／發展項目的壟斷性地位；不再受政府和其他持份者的有效制衡。生態要麼便完全被隔離於任何社會經濟活動，要麼便被過度的活動介入和影響，倒頭來保育工作已經名存實亡。
試設想無論是業權人或其他所有持份者，均不應該處於壟斷性的凌駕也位，必須通過多方合作達至協調平衡；均應該好像現時的MA協議一般，其權益均只能在有限時段中行使（儘管這時限亦盡可訂得較長一些），項目期滿後便需按照客觀評估結果，合約和附帶權益方能延續。由此持份者之間維持著一種動態的博奕關係，必須不斷保持積極參與及進行正面反饋，共同改進項目的環境、經濟及社會效益，方能確保不致被淘汰出局，和被排取在項目的利益之外。相信如此，才能有望帶來兼容保育和發展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