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曾憲冠身在遠邦，心懷中大，經朋友轉來以下一篇談中大的文章，給獨立媒體發表。
--曾憲冠
（一）趙紫陽
趙紫陽一死，大家都來悼念了，順便又談談「六四」，兼及他對改革開放的偉績。但是，我明明記得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前的一段時間，力倡中國加入「國際大循環」。人亡政息之後，這個調子也就不唱了。只是十多年過去，中國早已「入世」，取得了國際資產階級俱樂部的會籍。
中文大學「國際化」的討論一起，我便對所謂的「雙語教育」、「兩文三語」之類大感困惑，因為在我的認識之中，中文大學從來不是甚麼中英並重的，中文才是其立校的根本。可見，年華暗中偷換，量變已經在向質變轉移。我們不是已經有一種用英文思考比用中文快的人了嗎？中大的「國際化」，因此是其來有自的──有整個中國的大氣候，加上香港的小氣候，這「國際化」是遲早要來的，而早來比遲來好。
（二）哈貝瑪斯教授
其實，「國際化」說穿了不過是一種幣值兌換的遊戲，也就是將自己兌換成為國際認受的貨幣，從而彰顯自身的價值，而當今世上，最為強勁的硬通貨，自非英鎊、美元莫屬。所以，歐洲國家聯成一氣，發行歐羅，開宗明義便有抗衡美元的意思。大概十年前，由於工作關係，要翻譯一篇德國學者哈貝瑪斯（J. Habermas）所寫的文章，我因為不懂德文，便從英文轉譯。文章譯好了，寫信去申請版權，代理機構回覆，聲明哈貝瑪斯教授概不承認由英文轉譯的他的著作。我當時有點奇怪，那篇文章其實不涉及精微的哲學理念，何況他們也不大可能查證中譯所據的版本。結果，他們當然沒有來查證，而我的中譯文則請來一位諳德文的朋友以德文原作校勘，終於也沒有發現大出入。
我從此十分佩服哈貝瑪斯教授，原因不在於他的學術，卻在於他對自己的語言的肯定，在於他不輕易把自己的東西兌換成硬通貨。然而，我們的態度卻與此相映成趣，我們是忙不迭往自己身上貼上英語價格標簽，彷彿這樣便能身價倍添。我們都看到了，不許用英語教學，學生都要哭的。
（三）大家懂英文
也大概是十年前，那時我在著手翻譯一部英文書，一位朋友看見，便問我為甚麼要花這樣的功夫，英文不是大家都懂得的嗎？我忘了那時回答了些甚麼，然而越到後來，我越是相信，只有翻譯過來了，異文化才能在本文化中生根，然後開花結果。可是，我們往往不免有我的朋友那樣的見解，以為已經得到了別國的文化，而其實還是懵懵懂懂。更有以為可以用英語通了，於是晉身了國際，推動了文化交流，卻不知這不過是被異文化收編了，於本文化並無增益。
中文大學的「國際化」大抵是落在一個工具的層次，即把英文視為一個媒體，以之躍入國際社會，也用它來作為吸引非本地學生的噱頭，與其他英文大學爭生意。我這樣說，自己也懷疑是否有點過份，但質之好些言論觀點，其層次之低，直教人咋舌。那是教授學者們說的話麼？
（四）不可譯
「國際化」的一項措施，是在核心課程中增開英文組。這看來好像無損於原來的體制，但我覺得這實在是最致命的地方，因為凡是思想／知識，大抵都不可譯；越是核心，越不可譯。而以為用了隨便一種甚麼語言，只要是大家都可以讀寫聽說的，在教與學上便能暢通無阻，則未免過於輕率了。
那麼，就用中文了麼？是的，就是用中文。因為唯有這樣，才可以將異文化的思想／知識與本文化接通，接通還在用中文來生活的社會，接通幾千年用中文寫成的文化。許多人都說，中文大學的「中文」代表中國文化，中大的使命是發揚中國文化，然而，我覺得中國文化早已沒落了，不知道有甚麼好發揚的。在這個時代做一個中國人似乎沒有甚麼值得驕傲的，能夠抬起頭來做人，已很不錯，中國文化有沒有光輝，只怕還是未知之數。也許，國貨還沒有在國際市場上取得一個兌換率吧，我不知道。然而，就不用中文了麼？不的，也還是要用中文。用中文，其意不在行銷國貨，卻在立根本土，吸收外來，冀重造民族的血肉筋骨。
（五）給校長、同學
中大的「國際化」不是一個只涉及一校一時的政策問題，而是關係到縱深的歷史遠景。中國近現代的文化論爭，在戰亂頻仍、黨派鬥爭之中發生，成敗固然大有可議。但是，如果中國當前的穩定局面，真的對民族有利，那麼我們──尤其是高等學府──應該用這空檔冷靜思考和工作，犯不著一頭栽進「國際」裏去。
如果劉遵義教授看到這篇文章，那麼請您不妨考慮放棄這個政策，因為討論已經起來了，倘若民氣鼓蕩無前，可以別開新局。輸的是一場戰役，贏的是一瑒戰爭，合乎機會成本的原理的。
至於中大的同學，我勸大家不要哭，你一哭，人家要笑的。何況這還不過是一個開始，戰線還可以擴大，因為這是整個社會和歷史環境的問題，中大無法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