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歷史與電腦檔越來越超越個人記憶的負苛。朝花夕拾，重提舊事。
1999年夏。回歸未滿兩年。六四十周年。《國殤之柱》言猶在耳，各種為新政權歌功頌德的公共雕塑也在我城緊鑼緊鼓；地標式商場大興土木，偷樑換柱美其名為廣場。那年我重回中大修讀藝術史，讀到芝學哥大學巫鴻教授的文章深受啟發。巫鴻原來專攻古代美術史，尤其器物與禮儀、權力的關係。以扎實的學術根基轉向當代研究，其中兩篇論文：「Tiananmen Squar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Monuments」(Representations, No. 35 1991, 84-117)；及「The Hong Kong Clock – Public Time- Telling and Political Time/ Spare」(Public Culture, Vol.9 No.3 Spring 1997, 329-254) ，說明現代政權雖把天安門改頭換面，開放「宮禁」成為「廣場」，既是為封建歷史畫上句號，又在新舊交替之間繼承整個建築群的歷史敍術與正統性。然民眾的記憶與活動，卻又在重議、顛覆官方的敍述。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民眾自發到廣場送上花圈，因而掀起四五運動。而1989年胡耀邦書記逝世，民眾也來到廣場送上花圈─沒有飛機大炮，也不是武裝起義，但這些花圈非同小可，都在重議歷史敍述，召喚歷史記憶，搖動着政權的意義，最後以鎮壓收場。而九七回歸的倒數大鐘，則接通京港與古今的時空敍述，既是倒敍，又是預言。學術對權力運作鞭辟近裡的剖析，反之亦證明了人民與藝術的力量，原來足以橫越古今上下。而廣場作為原應屬於人民的公共空間，更應寸土必爭。
屹立在文化中心廣場的《翱翔的法國人》原名應為《自由戰士》─這則已無法證實的流言在藝術圈中一直廣泛流傳。(來龍去脈見David Clarke在Hong Kong Art: Culture and Decolonization，112-116頁中的研究)作者的原意，死無對證。然香港反正欠缺一個紀念六四的場所，於是撥亂反正也好、是將錯就錯也好，便想到以行動來讓作品的意義活起來。
當時到底是誰先想到要發起獻花，我的記憶已經非常模糊。我能肯定的只是，當時躲在藝術系的研究生辦公室草議聲明，三爬兩步便寫好，是我人生中第一篇草擬的聲明。文中劈頭便說：
「沒有叫人聲嘶力竭的口號；沒有大會的指定動作……請來為十九年前無端斷送青春和性命的人們，獻上我們最溫柔的悼念。」
當時想要做的，是在支聯會式老氣橫秋的悼念活動以外提供另類選擇。而「騎劫」(這是自2008年時代廣場一役後才開始廣泛使用的字眼)現有公共雕塑進行抗爭，近的則有1996年潘星磊向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淋紅油事件，令當代藝術進入時事新聞領域─ 前衛藝術/紅衛兵式打、碰、摔的錯位、民族主義與後殖情狀的對碰、民運的英雄主義想像…….等議題成為全城談資。於是聲明亦觸及香港本土身份、表達自由、公共空間政治等概念：
「是項行動，亦是作為體現香港市民爭取於公共空間或領域，進行政治/情感/藝術/任何信息之自由表達的象徵……希望大家能來為我們城市的民間歷史加添更豐富的色彩，在各種官方的/從上而下的/單調的/聲音中，加上我們自己的聲音。」
亦可以說，當時是有意打破以陽剛味獨專的政治美學，帶點非暴力抗爭的意味，但也有同時囿於「和平理性」的樊籬。
聲明草好了，用電郵與何慶基、鄭嬋琦和曾德平談了幾句，便各自傳發。至於為何會是我們幾個？大概也只是因為相熟、順手而已。整個過程應不消兩、三日。當時還沒有網上媒體，而我的人際網絡也止於狹義的藝術界。除了《明報》做了專訪，流傳限於友儕之間。第一年獻花，我還記得是特地去了花墟買花回來在中大插，然後跟李偉儀與小西從泳池旁出發。到了第二年，因為已在Para/Site搞藝評班，於是便呼朋引類一起去。這種狀況應也維持了好幾年，每回都有十來人同行。而有趣的是每回在戰士腳下合照，都有不同的組合。比較長情的有陳啟賢，他2004年在廣場上即席寫生，好像是每年都會把作品帶「回去」憑吊。當中已各散東西的朋友，有的後來到美國升學，現已落地生根；有的興趣轉向，已不再在藝術圈蒲頭；有的又雙雙結了婚；又或者仍在藝術和政治相關的位置上努力。
2000.06.04
2004.06.04
2008.06.04
(2008年前後腳到的朋友。)
2008.06.04
2003年七一不久，我離開了Para/Site，何慶基也從藝術中心、民政局、上海當代藝術館到中大等換了好幾個不同崗位，遠在中大教書，卻總會在危急關頭寫文發聲。鄭嬋琦則好像沒怎離開過藝術中心，不過已換成了只是寄居的租客，致力於社群藝術的各個面向。崗位最故定態度轉變最大的是曾德平，他一直在理大教書，跟年青人談藝術時總近乎傳教士般的虔誠。除Para/Site的工作外，跟他一起經歷了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抗爭，他再轉移到菜園村的農耕工作。他2007年開始學佛，翌年告訴我要退出聯署，專心修行。於是呼籲每年便只隨個人的生活圈子行走，總之六月初總會有朋友自動提出一切照舊，能碰面的便來個合照，沒碰上面的，看到前來者留下的花束，憑吊一下，便過海去維園或回家。這些年來到底有了多少人呼應號召前來獻花，我們無法知曉，留下的花束亦時多時少，有時會被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員趁獻化的朋友離開便趕快丟掉(見獨立媒體)。而回看這些照片，個人與大歷史的交接，往往才是最令我感觸的地方。而同類的探索，記得還有小西2000年在Para/Site藝術空間辦的《「六四（集體）私人記憶」 》展覽。
(二)
當然，我也總有做逃兵的時候，包括有一年去了威尼斯雙年展。2005年加入獨立媒體編輯團隊，每年六四在維園設立捐款站需要大量人手。2009年P-a-riot 的《風雨飄搖愛國時─80後六四文化祭》，聲勢浩大，其後更壯大成反高鐵與接連的社會運動；去年《活化廳》發起「來往廣場的單車」活動，以「自由戰士」作終點。樂得有朋友繼往開來，免卻我港九兩岸奔波，便沒有親自前往。獨媒的小檔在主禮台背面鎂光燈不到之處，待市民入坐後倒是非常安靜。自2008年起，我與幾名法友會來這裡圍坐共修慈心禪，既是對運動中燥動的心靈的調劑，也是對所有因為民主自由而受苦的人的祝福，包括過去、現在或未來的施壓者與受壓者。這幾名法友平常都是各有各忙，閒時相見的機會也不多。雖然我們只是獨坐一角，但堅硬的石屎地把我們與舞台另一邊的人們相連。仇恨應不是讓我們走到一起的原因，慈悲才是可以修補歷史創傷的力量。
(三)
4月23日「藝術公民大聲行」，撐國內維權藝術家艾未未，據說有多達2500人參加。集會最後以文化中心作結。我尾隨着大家，看見鬆散的人們竟都目標明確地逕自走到「戰士」的腳下。感謝凱撒這位老先生在有生之年為我們創作了這具偉大的雕塑，令廣場不止於只是一片臨海的空地；而人們的到來，令「戰士」復活─而這復活的過程，足十九年長。
這七、八年來香港社會劇烈躁動。從前最有創意的人們，能在藝術裡安身立命；現在最富創意的人們，都跑到街頭參與社運。回想這些年來寫過的文章、教過的課、在大小場合上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與許許多多的朋友一起經歷了許許多多的第一次─寫聲明、發新聞稿、寫橫額、製作遊行道具、企街站、申請遊行、嗌大聲公、面對警察……我仍無法判別這轉變的好壞，然我也無從開脫。但到底聲明、發新聞稿、寫橫額、製作遊行道具、企街站、申請遊行、嗌大聲公、面對警察……是不是就等同社會運動？還是，正像李智良近在〈我們要毀減舊世界並以___取代它！〉所說：「當荒涼的現實以過度吵嚷的方式回歸現實，它顯得極富劇場性[......] 妳不免會懷疑，其實沒有發生過什麼『抗爭』，它發生在別處，不在這裡。」(《字花》31期，2011年5-6月號，16-17頁。) 並巧上周莫昭如在《故事、教育和社會運動》討論會上也說：「雄仔叔叔不是離開了社運去咗講故仔，依家翻番黎。社運不在於示威而是包括好多projects，它可能是education、economics、性別的……」聽後感到釋懷。
革命和藝術都是孤獨的路途，縱然它有時熱鬧。或許也只是個人的抉擇，在派對裡累了，無謂微言大義。正在努力完成手上的工作，七月後能換個着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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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照片：
自1999年與朋友發起六四獻花活動，每年總會與不同的朋友在「自由戰士」腳下合照，然這誌記着友誼與歷史的珍貴照片，卻只有斷續存檔。今年「活化廳」發起《誰怕自由戰士？──重生儀式》，誠意徵集大家每年六四在「自由戰士」下拍過的照片，分享私人與集體的回憶。請把照片檔案電郵至「活化廳」[email protected] 。(查詢：3485 64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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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原文：
沒有叫人聲嘶力竭的口號；
沒有大會的指定動作……
請來為十年前無端斷送青春和性命的人們，獻上我們最溫柔的悼念。
為紀念六四事件十九周年，我們僅呼籲各方友好，於六四當日下午六時，前往位於尖沙咀文化中心外，已故法國藝術家凱撒作品《自由戰士》腳下，獻上一束白花，透過最簡單而意味深長的方式，向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上殉難的人們、和所有為曾為自由而犧牲的人們，作出最衷心的致敬。
是項行動，亦是作為體現香港市民爭取於公共空間或領域，進行政治/情感/藝術/任何信息之自由表達的象徵。無論你是否相信這件位於我們的城市中心的公共藝術品，曾遭政治審查而被隱性埋名，都希望大家能來為我們城市的民間歷史加添更豐富的色彩，在各種官方的/從上而下的/單調的/聲音中，加上我們自己的聲音。
如果大家當天有空，我們誠邀大家一起獻花。沒有獻詞、不用祈禱、更不用簽名或捐錢，只要記得帶同一束白色小花(大花都得)便可。如果不怕老土，亦請盡量著沉色衣服，和在襟上繫上白花，以致餘哀。
因為是沒有組織的緣故，只憑心意(也沒錢賣告白掛橫額)，很希望大家在收到這個電郵或訊息後能幫忙廣為流傳。不論人數多寡，當日天色如何，亦會照樣進行。
香港市民
梁寶山
鄭嬋婍
何慶基
曾德平
僅此呼籲
June 4th Flower Dedication
No slogan to chant;
No instruction to follow…
Only, too many people lost their youth and their lives seventeen years ago.
To commemorate the 17th anniversary of the June 4 massacre, we ask that you join us to dedicate a bunch of white flowers to the Flying French outside the Cultural Center. A simple and gentle gesture of mourning that speaks a thousand words: respect for those who gave up their lives for the fight of freedom.
This action symbolizes Hong Kong people’s struggle for political, emotional, artistic and other forms of expression in public space. It’s up to you whether to believe this piece of public art in the middle of our city has suffered from political censorship, and managed to survive only under an alias. It is also you, and all of us, too, who can enrich our collective memory, and interrupt the all too top-down and monolithic voices from the authorities.
If you have time, may I invite you to bring a small (or big) bunch of white flowers and come to our public space at 6pm on June 4th. And if you don’t mind, please wear something dark. There’s no script to read from, no prayer to say. No one will ask for your signature or donation.
This is not an organized action, but a gesture coming from the heart. Please help spread the word: see you there, be it sunshine or rain.
(英文版是誰譯的呢？我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