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一事件五周年。所有媒體應該都會用大量的篇幅去回顧這事件，以及五年來的世界。但這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事件呢？其實我們並沒有比五年前懂得更多。
社會史學大師梯利(Charles Tilly)今年出了一本叫做《為甚麼》(Why)的小書，一開始就用「九一一」做例子，說明不同背景的人會出於不同的理由和利益取向去詮釋同一件事。結果我們擁有了很多的解釋，卻不見得更能掌握這件事的本質。
在阿蓋達組織看來，這是一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鬥爭史的里程碑。在布殊政府眼中，這是對「民主價值和美國生活方式」的仇恨。還有一些人甚至認為這是美國政府自編自導自演的大陰謀。有這麼紛紜的理解，就會導出不同的回應方式和行動方案。我們只能說「九一一事件」這個名字取得很好，因為它如此中性又如此空洞，既非「屠殺」也非「勝利」，反而包容了所有的解釋可能。
已故的法國大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曾經為文懷疑「九一一事件」的重要，他甚至不敢確定它是不是一樁「事件」。為甚麼？因為整件事之所以被呈現為「重大事件」，全因為媒體不斷反覆地重現其影像與故事，全因為那兩座地標般的大樓壯觀地倒塌。「九一一」的重要離不開美國在文化和媒體工業上的優勢地位，世貿大樓早就不只是一座無名城市的普通大廈，而是世界首都的中心；美國總統的反應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元首的反應，而是世界警察首長的宣言。同樣地，美國人受到的傷痛比起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人民也要嚴重得多，即便那是精神壓力與斷肢殘廢的對比。
從死傷人數來講，「九一一」不只不比在土耳其被屠殺的庫爾德族人多，也不比還在蘇丹發生的種族仇殺嚴重，甚至美軍入侵伊拉克以來造成的平民罹難數字也要比「九一一」多出三倍以上。我不是說「九一一」受害者的生命不重要，更無意貶低它對美國人的傷害，只是想說「重要事件」並不是一個毫無疑義的概念。
英國大導演肯．洛區(Ken Loach)在一條關於「九一一」的短片裡就為我們訴說了另一個「九一一事件」的故事。那是1973年9月11日，智利民選總統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的社會主義路線激怒了向來視拉美為後院的美國，他的國有化計劃更是惹毛了許多利益相干的美國企業，於是在這一天，智利軍方在美國中情局和國務卿基辛格的策動下發起兵變。軍隊不只包圍了總統府，甚至還出動戰機轟炸。阿言德向國民發表最後一次電台演說之後，吞槍自殺。之後就是美國支持的皮諾切特將軍上台，實行了長年的獨裁統治。其間除了有大量政治活躍分子和知識分子被拘捕殺害，更有許多莫名其妙的「失蹤者」。
這就是另一樁「九一一」了，今天仍讓很多智利家庭神傷心碎。我們紀念美國的「九一一」，但我們可記得智利的「九一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