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記者化身底層階級180天》讀書筆記
15/2/2012 健仔
按：此書可跟《我在底層的生活》(芭芭拉．艾倫瑞克著)一併閱讀以作比較。此書作者──芙蘿倫絲‧歐貝納──為一位法國女記者，她並非要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面，而是要帶大家走入資本主義危機當中，察看危機中的底層人民如何渡過危機。跟《我》書作者一樣，歐貝納放下自己的身份、學歷、社會地位，化身一個法國底層階級，誠實地反映底層人民如何在危機中掙扎求存。
作者放棄固有的身份地位學歷後，跟大多數法國底層一樣──失業。現在的法國，令法國人引以自豪的事就是擁有一份「工作」，因為法國底層如今沒有人能找到工作，只能找到「工時」。故事發生在法國康城(Caen)，作者起初以為自己能放下身段就能夠搵到食，經驗令她知道即使放下身段，也不會有工作，因為康城根本沒有任何工作。即使有不少人願意放棄勞工保障，降低最低工資水平，甚至不拿最低工資也好，仍然沒有工時可以提供。
因為工作極少，偶然找到的「工時」也要好好珍惜。作為一個底層員工，就算面對老闆的「不合理」「不公平」對待，也只能安然接受。因為「要是不這麼做，你就會死，再也不存在。這是和老闆的交換條件。」法國的以往有很強的工會運動，保障工人的福祉。不過，作者表示如今的法國，正如康城般，工會再難以保障一般工人。工作開始變得零散化，傳統工會排斥零散工友；因為零散化，老闆開始傾向不聘請參與過工業行動的求職者。罷工遊行，以往的法國人都會踴躍參加，因為爭取自身的福祉。但今天，法國人，特別康城的底層人民，他們不像以往般踴躍，因為他們都擔心被列入黑名單，連僅有的工時都找不到而捱餓。
康城的工會並不歡迎零散工、失業者，尤其是女性。作者的一位朋友維多莉亞就組織了一個「無保障團體工會」，組織工作不固定的勞工，如大賣場員工、派遣人力、清潔女工等。不過當康城有罷工遊行時，「有些人會覺得走在超市收銀員或拿著掃把的女人旁邊很丟臉。這是他們(指行業工會)的罷工、他們的遊行、他們的工會。」對無保障團體工會而言，另一難題是編寫傳單，男人們會認為她們水準不夠，缺乏「鬥爭意識」；而協助她們的又只會將自己想寫的東西寫在傳單上，根本忽略了她們及無保障團體的真實處境，即使大家同是工人階級一份子，她們並未體驗到所謂的「階級鬥爭」。
近幾次金融危機，都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不過，每次危機都由基層人民來為資本家買單。七十年代，資本家向工人福利開刀；八十年代，資本家將本國產業的生產線外移至第三世界；九十年代至今，資本家進一步削減工人福利，將工作變得零散、細碎，去標準化。康城情況跟香港相似，甚至比香港更嚴重。以清潔工人為例，聘請清潔工人不是需要清潔服務的公司、企業直接聘用，而是透過一種仲介公司去聘請。換言之，清潔工的僱主是仲介公司，而不是服務對象。即使工作地方出現工傷，也無從追索。基層人民只能完全依賴仲介公司的轉介，因為所有企業都不會直接聘用員工以節省成本。
黃金年代過後，西歐國家的工人福利不斷被進攻。不論左翼或右翼政府，都不得不向工人開刀。一次又一次的福利削減，令工人開始變得不相信政黨、議員，甚至開始去政治化。因為即使工人們出來投票，政黨也未能捍衛得到工人的福利水平，工人感覺被出賣，慢慢對政黨失去信心。本地情況也有類似現象，政黨未能代表工人利益，僅餘的福利快將失去，本地民眾更不相信政黨政治。
雖然《我》書與《資》書相隔十年出版，但全球勞動者的生活處境並沒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不只美國、法國、香港，全球的勞動者都面對著相似的生活經驗。我們都知道只有透過工人組織起來，共同對抗不公義的經濟制度，但路途遙遠而漫長。但最少我們在今天，要強烈要求資本家們要為本國負上道德職責(moral obligation)，保障本地工人的飯碗及生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