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審法院首次就爭議接近四十年的《公安條例》作出裁決，表面上判政府勝訴，實際上卻裁定由臨時立法會在九七回歸前夕引入的部分條文，違反《基本法》，政府可能被迫檢討及修訂《公安條例》。
政府可能需檢討法例
終院五名法官昨天以四對一，駁回四五行動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及兩名前學聯成員馮家強和盧偉明，就組織及協助組織未經批准集會罪名提出的上訴。由於三人在一審時只被判自簽五百元擔保守行為三個月，昨天已過了擔保期，三人獲准當庭釋放，訟費安排則容後再議。
支持駁回上訴的包括終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常任法官陳兆愷、李義和海外非常任法官梅思賢。他們在判詞中強調，和平集會自由與言論自由，是基本人權和民主社會的基石；有了這些自由，市民才能宣洩內心怨氣和要求糾正失誤，對維持社會穩定起着重要作用；有了這些自由，少數人的意見，即使不為他人贊同，也有機會表達，而遊行正是有效的表達意見方法。
警方酌情權太廣泛
判詞指出，基於上述因素，法院應寬鬆地詮釋《基本法》和《人權法》賦予港人的和平集會自由，政府只能在「清晰及明確的法律規定」和「民主社會所必須」的情況下，對這項基本權利施以「合乎比例」的限制。
判詞指出，回歸前的《公安條例》，只授權警務處長以「公眾秩序」（public order）或「公共安全」為由禁制及限制遊行集會，這兩項理由在普通法有清晰及明確的解釋；臨立會在九七年進一步授權警方以「公共秩序」（order public）和「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為由禁制及限制遊行集會，這兩項理由語意含糊，賦予警方太廣泛酌情權，不符合「清晰及明確的法律規定」。
四名法官因此裁定《公安條例》第14（1）、14（5）和15（2）條的有關字眼違反《基本法》，但由於有關條文中非臨立會所加的部分仍然合憲，法官沒有下令刪除有關條文。
「不反對通知書制度」沒違憲
對於《公安條例》規定超過三十人的遊行和超過五十人的集會，必須在七天前通知警方，否則可能被判監五年。判詞指出，和平集會的權利，同時意味政府有責任採取措施確保合法集會和平進行；香港地少人多，環境擠迫，警方要求示威者事先作出通知，並沒有超越「民主社會所必須」；事實上，世界各地普遍都有類似法例。
四名法官因此裁定《公安條例》中「不反對通知書制度」沒有違憲，維持三人的罪名；但法官同時強調，警務處長在實際行使有關酌情權時，必須符合「合乎比例」原則，否則其決定也會被視為違憲。
事發在二○○二年二月，一批示威者由遮打花園遊行到警察總部，抗議社工梁俊威被控用揚聲器襲警，遊行未有事先通知警方。警方在律政司同意下，控告梁國雄等三人組織及協助組織未經批准集會罪，是回歸後首宗《公安條例》檢控。裁判法院其後裁定三人罪名成立，但質疑控檢帶政治性，只給予三人象徵式刑罰。上訴庭在去年底以二比一駁回三人的上訴，三人不服再上訴至終院■
《公安條例》抗爭史
1967 發生「六七暴動」，香港進入緊急狀態，前殖民地政府制訂《公安條例》方便平亂，規定3人以上的集會須事先向警方申請牌照。
1971 發生「77維園事件」，政府進一步收緊《公安條例》，將公眾集會地點限制於維園、政府大球場、九龍公園、佐敦道佐治五世公園和黃大仙公園，並賦予警方絕對權力於事前終止集會。
1980
政府有限度放寬《公安條例》，只有超過30人的公眾集會和20人的遊行才須申請牌照。
1987
政府再放寬《公安條例》，但加入發放假消息和炸彈戲弄罪。
1988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批評《公安條例》賦予警方任意限制及否決公眾集會的權力，猶如完全沒有法律。
1991
香港通過《人權法案條例》，將《公安條例》部分條文凍結一年後修改。
1995
港府修例將發牌制度改為通知制度，只有超過50人的公眾集會和30人的遊行，才須於7天前通知警方。
1996
人大常委會指95年版本的《公安條例》違反《基本法》，不能過渡九七。1997
臨時立法會重新收緊《公安條例》，引入「不反對通知書制度」，並授權警方可以「國家安全」和「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理由，限制及否決公眾集會和遊行，被反對者稱為「還原惡法」。
2000
警方以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名，先後拘捕7名學聯成員，引起連串「公民抗命」活動，律政司其後決定不提出檢控，特區政府主動在立法會提出動議維護《公安條例》，在親政府議員支持下通過。
2002
警方徵詢律政司意見後，首次引用組織及協助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罪名，先後檢控梁國雄、馮家強、盧偉明、劉山青和陶君行。裁判法官裁定梁國雄、馮家強和盧偉明罪名成立，但質疑檢控帶政治性。
2004
上訴庭以2:1駁回梁國雄、馮家強和盧偉明的上訴。
2005
終審法院以4:1駁回3人的終審上訴，但裁定臨立會引入的部分條文違反《基本法》。
信報財經新聞
2005-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