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起帳篷，揭去瘡痂
——櫻井大造和“野戰之月·海筆子”劇團在北京
廖偉棠
9月14日，一個球形蜂窩狀的鐵木構架在北京朝陽區三環邊上的一塊空地逐漸成型，在一群充滿幹勁的年輕人的合力下，它生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它背後不遠處那個著名的中央電視臺新建築的生長速度——雖然後者已經是北京奧運建設的其中一座圖騰。第二天，這個球形蜂窩上面蒙上了一層紅白藍帆布，就像一個巨大的民工用帆布袋一樣，醒目地聳立在這個北京地價高昂的地段，吸引來不少就在附近打工的工友們觀看，他們中的一些人將成為這個帳篷今晚和明晚的座上賓。帳篷的內部搭建起層層疊疊可以變化的舞臺，年輕人們在即席繪畫新鮮的佈景：一個個招牌“天山烤肉”、“小妹髮廊”、“電子病毒診斷所”仿佛瘡痂貼在瘡痂上；帳篷外邊寫上了《變幻痂殼城》五個大字，就像是獻給北京城的一個註腳。
搭起帳篷的是來自日本和臺北的“野戰之月·海筆子”劇團，和北京的協力者“北京帳篷小組”。“野戰之月”是一個死於日本民眾抗爭的藝術家的稱號，“海筆子”則是一種生長在河流與大海交彙處的水草，雖然弱小地隨波飄蕩，但總能紮根生長。這也是誕生於日本60年代抗爭運動中的“帳篷戲劇”運動的自況，從最早的“紅帳篷”、“黑帳篷”到現在櫻井大造的“野戰之月·海筆子”，經歷了抗爭、妥協、孤絕到更巧妙的抗爭之途。作為資本社會的反對者，櫻井大造堅決拒絕來自資本家或其政府的資助，劇團成員自己打工養活自己和劇團，早稻田大學畢業曾任大學教師的櫻井大造就幹體力活直到40歲幹不動為止，現在東京和臺北都建立了出版社作為劇團的後援。這次劇團來北京進行4場演出，雖然有“中日文化交流”的名義，但沒有拿官方一分錢，連機票都是團員們自己打工賺來的。“因為金錢必然和權力相關”，櫻井大造說，“野戰之月·海筆子”不想置身於任何權力的影響下。
在金錢和權力無孔不入的今日北京，這種遊擊戰般的演劇方式可行嗎？接下來的演出證明了抗爭的成效，在差異的背景前，激進的戲劇撞擊出更猛烈的火花。演出並不售票，觀眾有一半是通過網上留座的學生、學者和文化人，一半是附近的工人、民工，小小的帳篷一半用來演出，另一半加上延伸的觀眾席，竟然滿滿的擠了三百人。這是帳篷的魔力，有原先不知道戲劇內容的觀眾說：“我就是抱著看魔術的心態進來的。”出去的時候他應該知道他看的不止是關於城市變幻的魔術，更是關於抗爭的寓言。
根據櫻井大造的自述，《變幻痂殼城》“是以虛構的東亞大城市為舞臺的演劇。通過市場化被推進的亞洲的大城市，來思考人‘居於都市’的問題所在以及可能性。”一座因為急速發展而遍佈瘡痂的城市（既是曾經的東京和臺北，也是今天的北京，“經過翻來覆去的折騰，這個城市就滿目瘡痂。剛剝掉一層，又不知什麼人重新撕開傷口，就變成了瘡痂摞瘡痂的奇妙風景。好像一個瘡痂的怪物。”）裏，一群底層的人物“多數”、“獨角仙”、“海筆子”、“傷痕”在尋找革命的可能性，而即使是反面人物“妖蛾”、“小鬼”和“痂殼”也是更大的罪惡——資本發展邏輯的犧牲者，他們在作惡的同時被惡靈咬噬，正如“痂殼”自道：“兩條腿中間突然掉下來一個口袋一樣的東西。沒有新生兒的啼哭。落下來的是肉色的繈褓。我慌忙舔開繈褓，從裏面扭捏著爬出一些幼蟲……我還在繼續生產，在生產中，漸漸自我陶醉起來。不知自己是在生產還是被生出來……突然，一陣劇痛向我的腳襲來。好痛！一看，他們正趨之若鶩地爬過來，拼命咬著我的腳。啊，原來他們已經開始在這聚餐了。我趕快趴下，把它們抓進嘴裏，嚼個粉碎。一股帶著血緣的血的味道。我每嚼一下，就響起叫喊聲。叫喊？叫喊從我的喉嚨中迸發出來。每嚼一次就迴響起悲鳴的原來是我的喉嚨！”
故事發生在傳說中的庚申夜，是夜住在人身上的三屍蟲會從人的身體裏掙脫出來，向端坐在月亮裏的天帝密告那人的惡行。“多數”來到這個城市，目睹了此夜人們的痛苦、掙扎以及洗滌自己的願望。“多數”既是人民善良的化身但也是他們的局限性，他們總是以為自己是“多數”就意味著勝利，不知道真正抗爭的可能性來自一個個“少數”的覺醒、團結。“多數”身上攜帶著的是他兄長——曾經抗爭失敗的前輩的生銹的槍，這槍和鎮壓者的槍一樣，誕生了“傷痕”，而“傷痕”卻意味著希望——
多數：這槍殺了你？
傷痕：不知是誰扣動扳機的那個瞬間，隨著我的悲鳴一匹紅紅的小蟲子從我身體裏奪路而出，迎著那槍口飛奔而去，慢慢地扇著翅膀。中間和它擦身而過的子彈，穿進我的身體，殺了我，可我的蟲子從槍口突進槍的身體，在那住下了。並且，每天每天，不知疲倦地分泌血液和淋巴液，讓那槍，慢慢地生了鏽。一點一點地花時間，慢慢殺掉的。
“傷痕”竟然能夠殺死帶來傷痕的槍，但還不止，在戲劇的最後，“被饑餓和貪婪附了體的怪物拿著槍走了過來。為了撕咬人住的城市而來。怪物扣動扳機的瞬間，隨著人們的悲鳴，數不清的紅紅的蟲子奔湧出來。蟲子從槍口一頭紮進怪物的身體，並住了下來。然後，一天又一天，催促著血液和淋巴液的分泌，讓那個怪物慢慢生銹。一點點花時間，幽幽地淩遲。就這樣，得以重創我們的城市，我們的世界。”
“重創”既是指毀滅性的一擊，又是指“重新創造”，這是我的理解。正如刺客“土蜘蛛”說的：“瘡疤，必須揭掉。因為它是死去而凝固的血液。只要有它在，傷口就好不了。”痂瘡之城就是想籍著把人民的痛苦凝結成遺忘、麻木的痂殼，來否認它所生成的痛苦；而抗爭著的人物卻是要揭掉這凝固的血液，替之以新鮮的血，這血將要成為新生所需的海洋，那就是戲劇中最詭異的角色“未生”所渴望游泳的海洋，當“未生”走出了拘束的水族箱，在沙礫上跳起了野蠻但是生機盎然的舞踏之時，帳篷內的觀眾除了感到不安也感到了自由那辛辣的誘惑吧！
櫻井大造他們的戲劇行為本身，就提供了這新鮮的血、辛辣的誘惑，在所有演員與當地民眾一起親手搭建起新劇的帳篷的過程中；在帳篷上落下又一個城市的野風冷雨，然後和“傷痕”的歌聲和鳴之際；在劇終之時帳篷被揭開露出背後真實存在的都市一角，且又和佈景版上的痂殼之城混融一體的刹那……關於變幻的戲劇真的帶來了變幻。在朝陽區兩天不同版本的演出以後，整個劇團連同帳篷一起開拔，帳篷冒雨拆卸運往北京東北郊區，第二天又建起，參與建造的是許多在那裏的工廠打工的外地勞工，他們都是當地一個民間組織“打工者之家”的成員。“野戰之月·海筆子”將在這裏再演兩場，這次更純粹是演給工人和當地的農民們的。
這些工人和農民，就是戲劇中的“海筆子”那樣的頑強生物：“掙扎在破敗的瀝青路的裂縫中，或廢棄的大樓和道路的交界線上。嫌我們礙事就厲喝“滾開”！可就算這樣我們也不可能輕易就移動的。既不漂亮，也不強壯，又不是盆栽，我們就親密地和大地在一起。……無論是打工者、移民還是逃亡者都是在被遺棄中，掙扎著堅持下來……即使死在這片土地上也無怨，是與大地交換了契約的。”在北京或今天的任何一個第三世界的新興城市，真正和大地發生關係的是這些曾經被主流話語貶為“盲流”的底層民眾，他們遠比巨型造夢工廠中央電視臺塑造的任何一個“典型”都要血肉飽滿、形象鮮明。在資本狂歡之夜、歌舞昇平之年，他們默默來到城市的邊緣，“並不是守著墳墓。而是為了自己不再次被抹殺，與被抹殺的人們一起守到天明。”
注：引文部分來自《變幻痂殼城》劇本，櫻井大造編導，胡冬竹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