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這篇文章今天刊載在明報論壇版(明報)
01月 04日
一九六六年，二十七歲的蘇守忠隻身站在天星碼頭的一塊石埻上，在一件反轉的校褸上寫上「絕食反對加價」這句說話，一些當時的傳媒就像今天般認為蘇守忠是年青、自發和目標純潔而予以支持，可是，港英政府卻迅速批准小輪公司加價。今日，在一片反對聲下，曾蔭權政府亦不脫殖民本色加速清拆鐘樓，套一句四十年前天星事件流行的口號來形容：「社會輿論不值斗零」。
是的，四十年後，我們這班闖進了工地的年輕人，當然是為了阻止推土機繼續毀壞天星碼頭，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生怕這個對本土社群文化沒有承擔的政府會繼續毁壞香港：大澳、利東街、深水埗和皇后碼頭及愛丁堡廣場等。所以革命尚未完成。其實，誰在革命呢？
這班年輕人是誰？
都說這是一群網絡動員、自動自發、未經長期組織的年輕人，此話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在都會發展迅速通過填海和清拆舊區來「重建」香港之際，我們背景相若、過去關注近似的課題，也都對「拆出」新時代的推土機深感不安。這班朋友包括：大量寫作觀塘舊區居民故事的小學老師、發動中文大學保樹立人運動的同學、利東街保存運動的參與者、記錄本地社區聲音的錄像工作者、推動本土文學創作的年輕編輯、還有一眾年輕的社工、藝術工作者和大學同學，不一而足。
換句話，我們不是如白紙一張從無到有在互聯網上突然受到感召，而「天星保衛運動」只是我們對本土文化的關注的一次延伸。在此必須重申，本土文化不單指一棟棟年份久遠的硬件建築物，以「天星保衛運動」為例，這次運動要保衛的不僅鐘樓，它更包括作為人民生活地景的天星碼頭、皇后碼頭、愛丁堡及大會堂一帶，這些建築物環環相扣，構成了平民生活的物質條件。這次運動呼召的意義有兩部份：一是本土文化政治，另一是決心改造現實的社會行動。
本土文化政治
擺在本土文化政治面前的問題有兩面：填海和舊區拆建。「填海」一路被視作為增加土地資源的有效措施，然而，到了今時今日，它極有可能毀掉香港。根據地動山移一書，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環至尖沙咀海上的距離約有1600米，2003年估計只剩800米。經此一役維港再度收窄。換句話，什麽「港闊水深」，小時候學會用以描述香港本土特性的語彙統統可告失效。另一面則是為了築公路建巨型商場的拆遷工程所帶來的種種問題，無論是富有文化價值的鐘樓、車水馬龍的地攤市場、社區網絡綿密的利東街、油麻地警署等，在曾蔭權駕駛的失控推土機前面，這些沉澱了過半世紀的瑰寶都會被視為未及有效使用的「土地資源」，遭加速送進堆填區。在都市發展如此急速的嚴峻背景下，這場運動要扭轉的正是香港根深蒂固的功利觀念。
也就是說，香港這個地方不是任由發展商用以圖利開發的「土地資源」(land resource)，也不應只是通過經濟效用、地積比率來賦予意義的大富翁式的搖錢地帶。反之，借用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理解世界的方式：地方(place)存在著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和關連，也是意義和經驗的世界，那是人們歸屬的所在。放在本土，這不是保留一個半個牌匾來喚起所謂「集體回憶」便可以解決，那意味著發展計劃該以人們經年累積的集體生活經驗為本。換句話，拆掉一個「地方」就無異於摧毀一群人的生活內容及文化。
因此，這場運動要改變的不單是某項清拆工程，而是一種對「香港本土」的態度和對「地方」的理解。若地方發展脫離了人民生活的經驗與內容，它的後果是難以承受的，地理學教授Tim
Cresswell曾用戰爭狀態來比喻：巡弋飛彈是以冷酷無情的數字區位及座標來設定程式的，如果可以用充滿人文歷史意義的「地方」及其蘊含的各種理解來替它鎮定轟炸目標的話，那它們或許會決定導向沙漠。然而，香港市民卻無法設定那枚現在已把天星炸得精光的巡航導彈的程式，這就把這場運動從文化拉到政治了。
什麽是新社會行動
都說香港為示威之都，每年發生過的遊行多不勝數，惟可以對我們的政治發生真正影響的卻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是，我們只把遊行等同為意見表達的姿態，而在行政主導的家長式政府口中，掛在嘴邊的官話不外是尊重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之後就如對待古物古蹟委員會的異議報告一樣，「意見接受作風照舊」。久而久之，社會行動產生出無力感的反效果。也許，今次集體行動的「新」就在於我們不純粹是站出來在媒體前表一表態，而是要對既存的政治秩序產生干擾和威脅，企圖改造既存的人為事實，縱然它可能會冒犯一些法律。
然而，在保衛香港、停止錯誤的清拆行為和做一個無條件遵守警察命令的順民之間，我們選擇前者，我們因而爬上推土機、絕食、阻擋工地進出處及遊行至禮賓府等。這種決心植根於一種幾近革命的心情，在和平盛世的今日重新理解革命的意涵，政治學者漢娜鄂籣(hannah arendt)說過：革命就是人們著手展開一個嶄新的、前所未有的進程、一個新的故事，創造新的政治秩序，其中人民在當家作主。誠然，在不民主的香港，社會行動是手無寸鐵的公民們介入政治的重要據點，我們必須讓它強大起來！
從淺薄到深厚的本土意識
過去，學者呂大樂曾形容香港意識為「淺薄的本土意識」，這要從兩方面談起：一方面是指在前途未明的殖民地歲月裏，人們不願作多於五年的投資，這個移民社會不過是人們的暫居之地，大難臨頭各自飛，此之謂「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另一方面，即是指一種把香港簡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活方式」，優點在於設有公平交換和令消費者感到方便的各種制度，是一處充滿機會的地方，即一種淺薄經濟意識。
然而，回歸十年，香港經歷各場社會運動的洗禮：首先，從七一遊行引發起的一連串自發社會運動，包括各種獨立媒體運動、民間電台開放大氣電波訴求及近年專業人仕高調反對政府，甚至公民黨進軍特首選舉，都是亳不含糊的樹立出自主和承擔的立場，重申這是「我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此外，從利東街、天星碼頭、藍屋、灣仔街市等社區及文物保存運動出發，本土意識裡的歷史、文化和庶民生活等元素已逐漸茁壯起來，一種深厚、植根於本土生活經驗的歷史感和地方感漸漸形成。
換句話，香港人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動物，社會已經轉變，只是我們唯利是圖的管治和規劃模式依然故我。
這也許就是天星保衛行動出現的深層原因吧！
編按：感謝maggie leung找來的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