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攝：Gundam Lam）
如果由雙學號召「重奪公民廣場」作起點，明天（9月26日）是「雨傘運動」兩周年。對這場在香港歷史裡史無前例的大型群眾運動，最常見的評價是「失敗」，至於為何「失敗」則往往歸咎於領導運動的雙學未有及時把行動升級。但「雨傘運動」先由雙學重奪公民廣場，市民自發湧往聲援，到警察封銷通往公民廣場的通道，前往聲援的群眾被逼滯留在公民廣場一帶的馬路，警察發射87枚催淚彈試圖驅散聚集的群眾。後者不但沒有散去，反而在馬路上架設路障，開始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在馬路架設路障，跟當權者對抗的做法並非新事物，最著名的案例是1871年巴黎公社在巴黎的街道築起街頭堡壘，長期佔領。香港的佔領運動是以佔領街頭作為手段，逼使北京的當權者在政制改革上作出讓步；巴黎公社則打算長期佔領街道，跟當權者周旋到底。無論如何，佔領街道的做法已是十分激進的行動，甚至是武裝革命以外最激進的行動。認定雨傘運動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則是因為雙學未有及時把行動升級的論調，忽略了佔領街道的做法，已是武裝革命以外最激進的行動了。不過這篇紀念「雨傘運動」的文章，主旨並非為雙學討回公道，雙學之一的學民思潮的骨幹成員已籌組了新的政黨，而另一學，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雨傘運動後一片「退聯」的聲音中雖不至面目全非，亦無復昔日之勇武。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而言，1871和2014的最大分野莫過於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2014是人人都可以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這些言論一般是對當下發生的事情的即時反應。這些反應大約分為三類：同路人的互相和應、政見不同的人的廝殺和事不關己的「花生友」們的冷眼旁觀冷言冷語或冷嘲熱諷。當然還有充當政權打手的「五毛」，但這群社交媒體的僱傭兵為金錢出賣人格，不值一提。社交媒體的出現是得益自資訊科技的發展。但科技進步不等同社會進步，社交媒體上的言論正好說明問題所在。認定雨傘運動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則是因為雙學未有及時把行動升級的論調恰好是廣泛使用社交媒體的世代，對雨傘運動無功而還的即時反應；然而關乎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除了社交媒體的即時反應外，實在須要有跟這場運動匹配的評論和分析。上文曾提及1871年巴黎公社的佔領運動，但全面評價雨傘運動，1968年席捲全球的學生運動更具參考價值，尤其是當年的學生運動平息後，一切回復平常。但對這場運動的評價卻不是單一的一句「失敗」，是否因為外國的月亮特別圓？回答這問題，不妨首先回顧1968年的學生運動。
1968年發生於巴黎的學生佔領校園事件和因而引發的激烈衝突都不是雨傘運動出現的零星衝突可以比擬的。更大的分野是巴黎的學生運動得到工人聲援，並發起全國大罷工，令整個法國經濟癱瘓；雨傘運動初期雖曾試圖發起工人罷工響應，但反應冷淡。另一方面，巴黎學生運動的開始卻有別於雙學號召重奪公民廣場這麼高姿態。時為1968年三月，為數百多人的巴黎大學學生和個別詩人、文人佔領巴黎大學其中一間學院，Nanterre，並在學院的校委會會議廳商討如何改革大學撥款和相關的官僚主義和階級歧視。大學方面知悉事情後報警求助，但佔領校園的學生發表了他們的聲明後十分「和理非」地散去。事情本應終結，誰知校方秋後算帳，對參與佔領校園的學生作紀律處分。此舉令其他沒有參與佔領運動的學生十分不滿，一起對抗校方的專橫做法。校園的抗爭持續了個多月後，學院的行政人員於五月二日索性關閉校園並把發起佔領校園的幾位學生領袖驅逐出校。校方的做法卻弄巧反拙，巴黎大學的另一所學院Sorbonne的學生在五月三日在校園內舉行集會，抗議關閉校園和驅逐學生領袖的做法。Sorbonne校方的反應同樣是召喚警察進入校園驅散集會，法國的全國學生組織和教師工會隨即號召學生於五月六日遊行到被警察封鎖的Sorbonne校園。五月六日當日，為數超過二萬名學生和教師及其他支持者響應，但遊行隊伍遭到警察施用警棍驅趕。個別人士逃跑，部份則掟磚還擊，其他人索性在馬路架設路障，跟警察周旋到底。發生學生和警察激烈衝突後，法國的高中學生組織馬上發表聲明，支持學生一方，並參與第二日在凱旋門舉行的大型集會。是次參與者不限於學生，還首次有不少年青工人參與。由於巴黎大學當局和警察一直拒絕學生們的要求，並繼續封鎖校園，因而衝突不斷，最後引發法國全國工會發起大罷工，癱瘓整個法國經濟。
不過法國的學生運動最後無功而還，時任總統戴高樂短暫離開法國，前往法國在柏林的空軍基地評佔形勢。戴高樂返回法國後馬上解散國會，並在隨後的選舉中勝出，其領導的政黨還增添了議席，選舉過後，學生運動亦告偃旗息鼓。雨傘運動爭取公平、公正、公開、沒有篩選的行政長官選舉；戴高樂恰好憑著這樣的選舉穩定局面，並重新執政。不少評論者認為法國民眾厭倦持續不斷的街頭衝突，因而選擇繼續支持威望甚高的戴高樂政權。不過法國的學生運動並非衝著戴高樂政權，戴高樂是戰爭英雄，但他選擇在二戰結束後退隱。法國在1946年通過The Fourth Republic的憲法，1946至1958年間的法國政局卻極之不穩，12年間共經歷了21任政府。奇怪的是這12年間法國的經濟不但迅速從戰後復原，而且錄得可觀的增長。但經濟增長不是萬靈丹，戰後法國面對殖民地紛紛爭取獨立，當中最棘手的是位處北非，與法國南部只是相隔了地中海的阿爾及利亞。由於跟法國只是一水之隔，不少法國人移民到當地，這些人自然希望維持原狀。怎樣處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成了The Fourth Republic的絆腳石，戴高樂這位戰爭英雄終於在1958年復出；他果斷地允許阿爾及利亞獨立，並且在美蘇冷戰的對峙形勢下保持獨立的外交政策，他甚至批評美國介入越南。因此法國的學生運動絕非衝著戴高樂政權，如上文所述，若非巴黎大學的校方強硬對付思想獨立的學生們，法國的學生運動不會愈鬧愈大。同樣，若非警察刻意封鎖前往公民廣場的通道並施放87枚催淚彈，佔領馬路的事情相信不會發生。
無論如何，當旺角和金鐘的佔領區被警察借著執行法庭頒發的禁制令而相繼清場後，長達79天的佔領運動告終，而雨傘運動則被大多數參與者認定失敗。法國的學生運動的規模比雨傘運動大得多，跟警察在街頭不知發生多少次激烈衝突，最後在國會重新選舉後便無聲無息地告終；但參與運動的法國學生卻沒有認為運動失敗。箇中因由當然不是因為外國的月亮特別圓，而是外國的intellectual底子特別厚。眾所周知法國是啟蒙運動的故鄉，但在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辦演著思想啟蒙角色的則是成立於1957年的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這一組織由一群前衛的藝術家，知識份子和政治理論家組成，終旨是更新社會。這一組織認為戰後的歐洲已形成成熟的資本主義，商品的邏輯不單支配著經濟運作，更漸漸蠶食日常生活。Guy Debord的Society of Spectacle和Raoul Vaneigem的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是組織眾多的出版物中，最為人熟悉的兩部著作。1968年的學生運動，巴黎的大學，中學以至街頭隨處會見到源自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的標語或小冊子。法國學生運動的參與者沒有認為運動失敗，因為運動的目標是更新社會。相反，雨傘運動一開始便出現「沒有大會，只有群眾」的口號，後來更糾纏於「拆大台」和「以武制暴」的無謂爭端。雨傘運動對不少參與者是一次政治覺醒，但說到思想啟蒙則恐怕言過其實，因此運動過後，不少參與者只感到挫折，並認定運動失敗。但雨傘運動以佔領街道的方式逼使專橫的中共政權撤回8.31人大常委握殺香港公平、公開和公正地普選行政長官的決定。佔領港島和九龍的主要街道的做法一開始就是冒天下之大不諱，香港社會一向有「搵食大過天」的不成文原則，「阻人搵食」雖不至是滔天大罪，但卻必定受責備。因此，雨傘運動由第一天開始，除了要面對專橫的中共政權，還要面對「搵食大過天」的不成文原則。即是說，雨傘運動除了爭取「真普選」，還肩負著移風易俗的艱巨任務。向專橫的中共政權爭取「真普選」固然困難重重，移風易俗的任務也是談何容易，何況香港根本沒有甚麼intellectual的底子（作為名詞，intellectual一詞可勉強翻譯為知識份子，但作為形容詞，中文詞彙還沒有通用的翻譯）。
認識雨傘運動其實肩負著雙重任務後，雨傘運動是否失敗的問題亦有兩個不同的答案。爭取「真普選」的任務顯然沒有達到，這方面確是失敗了。但說到移風易俗，79天的佔領運動如果能打開小小的缺口便絕對不是失敗。在佔領期間，相繼出現「杏林覺醒」、「法政匯思」等支持雨傘運動的專業團體，又有攀山好手在獅子山掛上「我要真普選」的直幡。更重要的指標是剛過去的立法會選舉，選舉前早已事先張揚，中聯辦切志從民主派手中奪回資訊科技界和會計界這兩個功能組別的議席。但民主派不單保住這兩個議席，還在建築、測量的界別成功突圍。這些成績能否完全歸功於雨傘運動？當然不能，但雨傘運動發揮了一定程度上的移風易俗的功能則絕對可以肯定。既然雨傘運動一定程度上發揮了移風易俗的功能，那麼再問雨傘運動是否失敗便根本沒有意義，應該問的是雨傘運動在開創社會新局面方面做了怎樣的成績，而已經開創的新局面應怎樣擴大。
無論如何，雨傘運動結束兩週年，是時候把「雨傘運動失敗，而失敗則因為雙學沒有及時把行動升級」這種垃圾論調送到垃圾堆填區。所謂行動升級無非有如巴黎的學生運動一樣不斷跟警察發生激烈衝突，連法國社會也不能接受這類衝突，更何況是香港社會？所謂行動升級，其實只會令整個運動夭折，當接二連三發生激烈衝突後，必定有不明來歷人士混入人群中，帶頭做最激烈的事（法國的學生運動正好遇到這種情況）；一方面製造輿論，另一方面製造藉口讓警察加強鎮壓。79天的佔領期間，受到不同程度暴力對待的參與者，數以千計；若雙學把行動升級，後果不堪設想！總括而言，雨傘運動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群眾運動，其得失成敗，應不限於社交媒體上簡短的即時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