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明報》專訪稱，香港內部有北京「虛權實化」問題，香港最少誰未來十年不需要他，準備離開香港發展。
文章提及一位內地金融精英，來了香港25年不懂一字廣東話、永不看香港新聞、公司只有一個香港畢業生做高級職員為榮，自然自己最受不了這態度。
他表示，在香港，愈來愈難找到和國際接軌的土壤。
文章又提及，中國需要香港，但是否需要「香港人」，那是另一回事。這說法與倪匡在衛斯理小說《追龍》相同。
他的看法，其實不只是學界的情況，更是全香港都面臨的一種壓力，暫稱之為「中國壓力」。
「中國壓力」是思想衝突 不是實體關係
「中國壓力」並不是源於實體中港關係。固然，香港經濟上、政治上與中國緊密聯繫，但只要守着一國兩制之中，除了外交與國防之外，香港全權掌控內部事務，並且永遠持續下去的話，則會中港雙贏，不會有人提出港獨。近年香港人對中國越來越反感，就是因為中國各方面都不守協定。
不守協定是表象，背後的意志才是令港人沮喪、損害中港關係、扼殺香港發展的重要原因。
正如沈旭暉所舉例子，不少中國人從心裡看不起香港，認為中國比香港好，香港只是一個給他們賺錢的地方。他們只會從自己及中國出發，香港的所有事物除了都是讓他們賺錢，就是為國家服務。他們無視香港的獨立性，鄙視香港的獨特性。
「中國至上」心態 是衝突來源
背後的心態，就是「主權至上」、「中國至上」、「整體至上」，凡事都從整個國家出發，凡是中國就是好的，是思想上的「強幹弱枝」。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佔領運動期間，有中國來香港的人，慨嘆中國失去了一位學者。這是一種單一的、封閉的思考模式，當人陷入這種模式時，所有事情都從這方面去想，往往看到國家層面而忽略了地方層面、個人層面。
這種心態深入中國不少人心中，是民族主義教育的一部份，因此當日本官員參拜靖國神社時，就以既定的說法罵不理中日關係，軍國主義復辟，但不會看到其實很多政客的祖先都安放在靖國神社。西藏人自焚、反抗，就很直接說出口「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是「分裂國家」，卻不知道西藏是清朝軍事佔領的地方。又不說毛澤東與達賴喇嘛是朋友，曾經承諾達賴解放西藏後讓藏人自治，之後卻反口。
「中國至上」的思想套用到香港這個國際城市，對香港很不利。以學術來說，學術研究的目的是中立的，國家、民族等是現象，是研究的對象，而不是研究要為某一個國家服務。舉例來說，亨廷頓提出了「明文衝突論」，只是從「世界有各種文明，交流越來越緊密，就必定會產生矛盾」做論點，再推論往後的世界會怎樣。雖然他最初在《外交季刊》發表這一想法，但整個構想並不是為美國外交而設。但當你研究之初就要訂立「研究要為中國服務」，這種學術研究從立論開始就不客觀。若亨廷頓以這種思維發表文明衝突論，就會演變成「美國在全球文明衝突之中如何突圍而出」，就不是一個持平而影響廣泛的學說，而只是一個外交手段建議。
這種心態的人，更嚴重的問題是永不覺得是自己出錯。若事情有問題，一定是其他人的問題，是外來干預影響。這種先有立場再反推論，或先有立場而缺乏論據的思想，不是正確對待學術或其他事物的態度。
更嚴重的是中國人着重「有用」，若研究不為中國所用，就是「沒有用的研究」，在這個「學術產業化」的年代，將會得到越來越少的支持。
外來人及文化 不應與本地文化對抗
這種大中國心態，在實際生活時往往為周邊的人帶來不適。自古以來，當外來人進入一個地方，在文化、經濟上與原居民常有衝突。客家人的做法是自己聚居於環境較差的地方，不過份打擾佔有經濟條件較好的原居民地方，於是達到互相尊重的共存型態。
若外來文化與本地文化對抗，認為自己是最好的，本地是低等的，則無可避免爆發衝突。歐洲民族到美洲殖民時，就帶着這種心態，當地人是落後的，與歐洲文明相比不能算是文明，因此美洲是無主之地，殖民者可以隨便佔領，結果爆發流血衝突。
這種心態其實就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變奏，與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其實相類似。若中國人不改變這種心態，中港矛盾只會越來越多。
「中國方法」抵觸國際常規 礙公平
「中國至上」是思想方式，而部份人基於「中國至上」思想在香港使用「中國方法」，亦中港矛盾激化的原因。
所謂中國方法，就是不按國際標準、不按地方慣例，將中國的一套套用在其他地方的行為。舉個例子，港交所在董事選舉補充通知函中，大篇幅介紹董事會推薦的候選人、LME成員阿博巴格瑞，而另一候選人錢志健則只有一個簡表。這是有違公平原則。港交所支持有倫敦金屬交易所（LMF）背景的人任董事，道理很容易理解，但信件的介紹手法就很有問題，會造成資訊不公的情況。作為選舉的主持方，實應該避免有這種偏頗。而更令人訝異的是金融服務界立法會議員張華峰，竟指出：「但不嬲佢個人作風都係咁。」
這是個人作風問題？李小加個人作風是這樣，就可以無視公平公正的原則？無視小股東資訊充足透明的基本要求？
而港交所不是單一個案，一些「中國方法」正慢慢在香港漫延。除了城管式強拆、城管式趕露宿者，沒有充足證據而拘捕、搜查、控告異見者也越趨常見。
而有很多香港人配合這種「中國至上」思維，自己實行「中國方法」，令香港更難獨立生存。明明是國際都會，旅遊業、零售業長期傾向中國，忽視全球其他地方旅客。傾銷式、單一旅遊、零售模式正是中國「一窩蜂」式消費、零售模式。到中國旅客減少了，才急急想起外國客和本地客。不去想以前一套是如何扭曲市場，不去想旅客結構已改變，只是諉過於反對聲音，缺乏仔細分析。
中國不單在香港事情上有這種心態與行為，在國際上亦有類似表現。例如強行以中國民國時代內部訂立、不符合國際法的「九段線」將南海歸於自己領土，當周邊國家要到國際法庭解決時，中國卻拒絕對法律解決爭端。
諸如此類，其實香港與世界各地，從生活、學術、經濟到國際關係，都面臨這種「中國壓力」。當中國及中國人不正視自己的問題，繼續用「中國至上」思考方式，在各地實行「中國做法」，必然會引起更多爭端，對方特別是站在最前線的香港，壓力必然會越來越大。
明報專訪沈旭暉文章：http://news.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424/s00005/146...
港交所的報道：http://hk.apple.nextmedia.com/financeestate/art/20160408/19562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