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特約報導）去年九月至今，本港已多達25宗學童自殺死亡事件，學生的精神健康問題再度引起社會關注。昨日（4月6日）社會發展中心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合辦講座，講者東華學院助理教授鄧琳博士指，精神健康非純生物問題，真正的精神康復必須解決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的壓迫。
鄧琳批評主流醫學界斷定精神健康純屬生物問題（biological problem）的看法，指出世界衛生組織已確認健康問題與社會因素的關係（social determinism of health）。鄧以過往研究英國華人的精神健康康復歷程為例，論證許多時導致英國華人精神上出現問題的皆為社會結構性的因素，包括勞動市場上對華人的歧視、地理環境窒礙他們聚居以形成互助網絡、及至社會上對市民使用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net）的污名化，令患者不敢求醫。
鄧琳認為，真正的精神康復必須處理社會上各種意識形態的壓迫，否則即使患者重現希望，希望亦會死亡若社會條件無法令他有機會令希望得以實現（hope, without opportunities, die.）。
對於香港目前多宗學生自殺狀況，鄧琳認為必先反思教育的初衷。她批評現時教育的目的只為令學童找到一份優差，卻從不提及人生的其它可能性和考慮學童的意願。鄧指在學歷主義下，彷彿不讀書便沒有出路，而這種思考模式絕對是意識形態的霸權。在勞動市場方面，鄧提到本港法例對勞工的保障不足，例如標準工時尚未立法等，以致某些職業特別受歡迎。她以洗碗工為例，指洗碗工的薪酬並不低，惟因工時長和工作環境惡劣，令許多年輕人卻步。
在教師方面， 鄧琳指出現時教師的工作量龐大，導致他們完全沒時間關心學生。鄧認為教師本是一份著重人性溝通的工作，惟在此等工作量下卻磨滅了教育的本質。
鄧琳又批評社會保障不足，亦屬增添壓力的原因之一，她提到不少外國人對在中年時轉工不感抗拒，惟因本港的社會保障不足，例如全民退休保障未立法，令港人即使發現工作不適合自己亦不敢轉工，以免失去原有公司所提供的福利保障。
有曾受精神問題困擾的聽眾指，某時候自殺是直接與藥物有關，因患者在試藥初期和轉藥的時候皆會出現極大的心理和生理反應，而一個十多歲的學童是無法承受此等壓力的，他希望醫生在決定冶療方法時需考慮病人的意願，亦望大眾反思患者與醫生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記者：李巧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