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從來都是禁忌。於是我們將性行為收藏起來，放在建築空間之中。如是者，性愛變成「房事」，被緊緊的圍封、包裹在房間裏頭。近日不斷有人在後樓梯或巴士等公共場所翻雲覆雨的影片流出。這就正好說明了我們的城市缺乏性行為的空間，而且絕對是一個「土地供應問題」。今天我們的城市連進行「房事」的一間房，一張牀的空間也沒有。21 世紀的香港，仍然有「兒女無處說情長」的情況，實在荒謬得可憐。
性生活並非奢侈的享受，而是基本。現代設計宗師包浩斯學院的第二任主理人，瑞士建築師漢斯·邁耶 (Hannes Meyer) 就曾經明言，設計一座房子時，我們需要考慮功能和空間的關係。在 1928 年，他例舉出了一座房子應該要照顧的各項功能。而當中的第一點，正是性生活的空間。其餘的幾項功能當然也包括睡覺、衛生、煮食等空間。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是漢斯認為性生活和睡覺的空間是分開的，而且是獨立自成的一項功能，而非隱含在睡房的一種行為。房子所建立的私人空間，應該要好好的將性生活收納，而且要提供足夠、甚至專門的空間，這樣才算一個現代、健康的生活方式。
當然，並非人人都是<50 Shades of Grey>的雷格先生，可以在 penthouse 建立私密的「遊戲房」。香港今天「連搞野都無地方」的困境，要從漢斯的 20 年代說起。當時，建築界正在進行集體住宅的實驗。工業的轉型令社會上逐漸出現一個年輕的白領階層。他們有頗高的教育程度，在城市中有不俗的工作，而且追求現代、摩登的城市生活。集體住宅於是應運而生，來滿足他們對高密度城市生活的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社會潮流逐漸倡以實在的功能主義，來作為現代摩登生活的美學指標。面對這樣的思潮，建築師以所謂的「最小限度居住」的集體住宅空間來回應。故名思義，這些空間只提供最小限度的居住空間，而取空間而代之的，就是現代化的家居用品和設備、以及簡單明快的設計風格。因此，「最小限度居住」空間可以用低成本和工業化的方式建築起來，使更多人可以享受到現代化的生活。這些由鄉間的大家庭搬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年輕人，大都是新婚夫婦或單身男士，因此並不需要很多的居住空間。由於整個單位都是夫妻倆的私密空間，單位之中沒有需要設置睡房，夫妻倆的性生活在單位之中亦不需要牆壁的隔離。在最早期的集體住宅之中，無論是英國的 Isokon Building，或者蘇俄的 dom kommuna 等，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無間隔的設計。及至戰後的英國資助房屋，一直都圍繞著這種小家庭來設計。這種家庭又稱「原子家庭」。所謂的「原子」，即是指一對年輕父母加上一兩個年幼子女的家庭，小得不能再加以分拆，為社會結構中的基本單元。當子女長大以後，就會再組成另外的「原子家庭」。因此，這些設計從來沒有考慮過，家庭中的子女長大後，生活上的私密空間問題。
這種佈局儲存在集體住宅的基因裏頭，由 2、30 年代一直流傳到戰後香港的公共房屋設計。早期的公屋除了在露台的廁所和廚房之外，是沒有任何間隔的。然而，這些公屋居民的家庭結構，卻和當初的集體住宅摩登家庭截然不同。原本的公屋設計之中，似乎並沒有預計到下一代長大後的生活空間問題，亦無跡象顯示當時的政府當局打算提供跨世代的居住單位。因此，今日公屋家庭的年輕一代，能夠有自己的獨立房間的情況仍然不算普遍。好些人長大成人之後，仍然要和兄弟姊妹分住一間房。於是，性生活的場所成了一個令人懊惱的問題。而就算是居住在私人住宅的家庭，居住空間亦越擠越小，好些甚至連雙人床也要放到窗台之上。面對如此擠迫狹小的生活環境，莫講話年輕情侶之間的親熱有困難，有時甚至夫婦生兒育女繼後香燈也要左閃右避，避免同住的家人尷尬。其實大家只要統計一下香港各大時鐘酒店的使用率，便可以了解到性生活空間短缺，已經成為一個需要我們正視的社會問題。時鐘酒店房間的飽和率，或更甚於赤臘角機場機場跑道，每逢佳節更加是一房難求。常言道「春宵一刻值千金」，相信年輕人若非走投無路，亦不會出此下策就地正法。雖然行為略嫌有失大體，但社會大眾亦無謂迫得太緊，留一點空間給年輕人吧。
既然社會的主流文化是要將性愛和親密行為，隱藏於建築的私密空間之中，城市就應該提供硬件，供人們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建築設計並不需要為性行為下一個道德定論，而只需要確保人們有選擇的自由。若果連性生活的空間乜缺乏，這座城市不斷累積的壓力就很難找到一個出氣口。年輕人因為缺乏空間而要在巴士、後樓梯親熱，實在是社會的悲哀。如佛洛依德所言，性慾是一種能量。城市人必須要有空間去釋放這些能量，社會才能得到滋潤和調劑。如此一來，怨氣也自然能夠消減一些，不少的社會爭拗說不定可以不藥而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