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革新論》的方志恆與房吉祥提出「港式雙首長制」作為新的政治想像。提出由行政長官及政務司司長分別擔任「地區首長」及「政府首長」，行政長官專責港陸關係；政務司司長則是普選產生的立法會多數黨領袖，透過立法會向市民負責，並負責主持政府日常決策。
相較於議會多數黨領袖出任政府首長，以及和虛位元首分立的典型內閣制（例子有英女王-首相 / 德國總統與總理）；又或直選首長，沒有分開國家元首及政府首腦的典型總統制（譬如美國總統）；雙首長制是一種相對較新的憲政模式，既有典型內閣制的特色，既是分開「地區首長」及「政府首長」，多數黨領袖出任政府首長；而同時如典型總統制般，國家元首為直選選出，並且具有實權。應用雙首長制的建議主要是解決『一個特首，（對北京和市民）雙向負責』的問題，誠然是一個突破的想像，但當中卻有相當細節需要再行釐清。
坐低做超然領袖？抑或落場捲起衫袖？
香港革新論既定位行政長官為『超然領袖』（Non-partisan leader）；但同時又與政務司司長之間作出制度性分權，將有關日常庶政的權力轉授予政務司司長，達到分權共治的效果；那究竟如何實踐『超然』與及『共治』呢？
如果是由政務司司長和行政長官各自分配主理的領域，共同治理香港社會（分權式治理，類似例子有2000年前的芬蘭，由總統領導外交政策，總理和內閣主理內務）；那麼行政長官務必要涉及主理港陸關係、對外事務、憲制、地區安全等範疇的日常政治運作，無法定位為超然的仲裁領袖。
反之，若果定位為超然領袖，適時運用權力介入政治事務，那則在面對政治僵局時，方才運用憲制權力，否決法案、解散議會、解散內閣、訴諸公投，那就是依據平常狀態或危機狀態的不同，介入政治運作（分時式治理，類似的例子有德國在兩次大戰之間的威瑪共和），而不是常規地負責某項政策領域。
當然，兩種模式並非截然分開，雙首長制的最經典的例子 - 法國現時的第五共和，當初戴高樂構思這個制度，就希望藉總統取得人民的支持，而遠離黨派的競爭；同時憲法上因有着統帥三軍、簽署條約等權力，能夠統領外交和國防要務。但造成的狀況是：若果總統和總理同屬一個陣營，總統既超然又掌握機要事務，總理的角色或許只能屈居作為內務總管；但若果經過『換軌』（Alternation），總統和總理分屬對立陣營，那究竟總統應該是『超然地』當一個仲裁者和旁觀者，定抑或是一個坐擁外交國防決策權的反對黨領袖？革新論者應該就此作出解答。
特首權力孰大屬孰小？
放回香港，不論是那一種模式，都面對着特首權力大小的考慮；處理憲制和中港關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處理駐外機構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處理內部安全的保安局，就很顯然是風眼中心所在。
如果有關局長是服從政務司司長領導的內閣共識，那麼有關對外、中港關係、安全等決策或修改，肯定會面臨內閣和特首辦之間不斷拉鋸，是否內閣的相關法案，都要取得特首的書面同意？又或者特首能夠乾脆繞過內閣提出法案？局長的任免，又是否需要取得特首的支持？
若果是各有各管，特首提名所屬事務的局長，政務司又提名其他局長的話，則會有如1955年後實施《林德憲法》（Rendel Constitution）的新加坡，半邊內閣是總督任命布政司、財政司、律政司，但其餘半邊內閣成員卻是多數黨的民選議員，出現內閣之間的衝突。當年新加坡的自治方案需要重組，亦因為民選官員和殖民地官員兩邊彼此角力。
同時，革新論指出，『政務司司長須獲普選的立法會支持才能上台』，但特首又是否對政務司司長的人選有否決權，若果是，則迫使立法會多數黨必須另行推舉一個妥協的政務司司長候選人，否則，特首要麼與政務司司長進行共治，又或者自己請辭。但若果情況並非如此壁壘分明，而是過度零散化底下，不能形成明確的多數支持和多數反對，而特首又定位為『超然領袖』，同時在內閣的組織和撤換上擁有較大權力的話，那特首很容易以『政治危機』為由，在組織內閣上掌握主動。
議會和政黨體系能夠配合？
而香港發生這一個情況，並非全無可能。除了討論特首與政務司司長的關係以外，實際運作上更不能排除影響政府組成的機構 – 議會。在香港立法會在比例代表制下，朝多黨制模式發展。如果全民直選下的議會，全數皆由現時的比例代表制所選出，那未能形成有效多數，是可以預期的。
既然議會未能組閣，又或者組閣需要依賴多數聯盟，那麼特首對組閣的影響力上升，再加上政務司司長受制於聯合政府的不同勢力，權力也就此消彼長。若果是梁振英式的特首，勢必利用由於議會不穩，不斷地介入政局，籠絡收編，打擊內閣的實力和威信，同時又將特首辦變成炮打內閣的『評論部』，甚至另行預備一個梁粉內閣。
若果按照革新論的建議，幾乎可以篤定，按照北京接受的框架下選出的特首，必定是建制派內部之爭；如果政務司司長同樣是建制派，或許不會甘心替特首當一個超級部長，特首能在上亞厘畢道對金鐘指指點點，但自己卻要面對立法會的問責，甚至是倒閣的威脅，為特首以身擋箭（就像台灣多屆行政院長為陳水扁和馬英九擋箭）；若果是民主派，更可能面對建制派特首插上一腳，多次否決局長的任命，阻撓內閣組成（成為日本戰前因軍部大臣由現役武官擔任，制肘文人首相組織內閣的翻版）。問題最重要在於，不論建制派或泛民主派的政務司司長，不論實力如何，都會把有權力的特首視為威脅，若果內閣有足夠實力，就更不會把一個831框架下半欽點的特首放在眼內。
除非這個特首，僅僅能夠被動地行使權力，譬如在內閣組成上全由政務司司長決定；特首解除某局長職務時，須所謂『建設性（Constrructive）職務解除』，如無實際上得到議會或內閣同意的接替人選，則無法解除該局長的職務；特首只能在政務司司長提出下方可解散內閣或解散立法會；同時強化議會和內閣的基礎，譬如增加多數制選出的議席，能較有可能組織多數內閣，使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政府，不由特首上下其手。
但北京會接受被弱化的行政長官嗎？
原則上來說，港式雙首長制是一個可行的選項，其細節位置需要再行討論；而我自己傾向的解決辦法，都是使這個港式雙首長制，盡量推向偏內閣中心運作，而非偏特首中心 – 這正是北京所不允許的。由爭取普選、爭取公民/政黨提名、再到現時討論香港應朝向哪一個憲政類型發展，代表着香港社會對民主和未來的思考越來越仔細，問題不在於香港社會是否準備好了，而在於北京有沒有意圖去接受香港準備好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