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陣子「普教中」議題又一次在社會掀起熱烈討論。
其實「普教中」的辯論於二零一四年因教育局一篇有關《語文學習支援》文章內的荒唐說法曾熾熱起來，該文把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本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惹來各界抨擊，怒批教育局混淆視聽，並有貶低廣東話之嫌。教育局見勢色不對，刪除了文章，並於二月二日以另一篇文章《兩文三語正面睇》試圖為局方說項，稱「根據《基本法》第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法定語文條例》第三條則訂明，在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以及在法院程序上，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
這份澄清並未釋除公眾疑慮，在今天特區這個亂局中，市民大眾早已對政府信心大失，眼看梁振英上場後的謊言治港策略、對中共唯命是從的取態、四大任務(推行洗腦教育、整治傳媒、操控政改和重推二十三條惡法) 逐一出場的險境，又怎怪得市民心中有數，對政府欲推的政策必須虎視眈眈，不容他們或粗暴施政、或妖言惑眾、或暗渡陳倉式的禍港殃民？二零一二年市民群起反對教育局欲借推行國民教育染紅特區的一役，正正顯示市民的警覺性已被喚醒，這一回的貶粵揚普的舉措，大家更高度關注。
特區教育局官員從來都只是一批「重行政輕專業」的政務官，由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主政年代以營商心態所強推的種種妄顧專業禍害學子的政策，至吳克儉和謝凌潔貞變本加厲地欲推「國民教育」向中共拋媚眼的例子來看，這一回的欲借矮化廣東話從而毁滅本土文化之企圖昭然若揭，教育界朋友又焉能坐視不理？
令人惋惜的是我們教育界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都未能清晰地、硬淨地「撐粵語」，為下一代的語文教育政策說應說的話。我們的前任代議士張文光在其文章《盡早為普通話教學定位》這樣說：「香港學校的普通話教學，還在發展階段，定位還不清楚，但普通話對香港非常重要，因為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要和中國人溝通，無論是生活，還是經濟的理由，也要加強普通話的教學。」曖昧的立場、「擦鞋」的意圖盡現：說的雖然是普通話教學，但卻隱伏著宣揚普通話之重要性必須進一步正視之理念，當然有為「普教中」鳴鑼開道之嫌。直至被人批評後才作出澄清，曰「關於教協會在普教中的立場，我們不同意當局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普教中，認為應基於專業知識和學校的實際情況由專業決定。」
這完全是教協會被人批評「步伐緩慢」未能顯示錚錚風骨的例証之一；亦是教協作為教育專業工會而未能從專業角度把話說清楚的「和稀泥」取態。而這種看風駛悝不敢定位的取態又怎不被人詬病！也許張文光空有教育界代表之名而無多少實際教學經驗導致他對語文教育的無知，但他也應知道，他自己由小學至中學至大學期間是用什麼語言來學習的吧？當年若用「普教中」,相信他的歷史要改寫罷?
現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在此項爭議中就只稱教育局自行將廣東話列為「非本港法定語言」的做法「非常不恰當」，又認為長遠而言，政府有需要進一步「釐清」廣東話是否屬於本港口語上的官方語言云云，卻沒有以教育界應有的專業知識「撐粵語」，還依賴教育局去「釐清」，是椽木求魚？簡直是不負責任。在一月十日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上，當民建聯李慧瓊議員詢問政府為何遲遲未能在中小學落實執行普教中政策時，葉建源指出學好兩文三語，普教中「非必要手段」，還稱「在某些情況下，用普通話教中文有其好處」云云。「非必要」、「非必不可少」、「非缺一不可」等語言偽術我們太耳熟能詳了，說這種話的人我們自然心裡有數，此等人的背後意圖也不言而喻。
雖然葉建源也提及「在更多情況下，(普教中)會使學生喪失對學中文的興趣，因為學生是用一種陌生的語言學習和進行溝通。如果溝通失效，其實在幼童的階段，如果語境等等都未能配合的話，是會有影響的。」暗示著有足夠「語境」又脫離「幼童階段」便可推行「普教中」？這種曖昧言詞，猶抱琵琶半掩面的說法，令人更覺偽善。左右逢源也許是最安全的做法，但作為教育界代議士，不有理有據、堅定地反對「普教中」，我們對這些代議士還可有期望嗎？而特區有多少禍害學子的教育政策就在我們的代議士「面面俱圓」或「小駡大幫忙」的取態下通過了？再看看教育局的回覆：「要有足夠條件學校才能嘗試普教中」，完全與張文光和葉建源的倡議如出一轍，大家便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從專業角度看，「普教中」真的能提升學生中文能力嗎？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教授清楚說明他「贊成學普通話」，但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另一回事」。首先，他認為懂普通話不等於懂閱讀和寫作，他亦曾以自己一個具代表性的調查為例，鏗鏘有力地指出「普教中」的弊端。他的調查發現内地閱讀能力最好成績的是江南，中文最好成績的是常州，全是說方言的地區，指出了不是普通話好的學生閱讀能力便高，否定了學普通話能提高中文能力的說法。而特區教育局可有深入調查「普教中」是否較「粵教中」更能提升學生中文能力？在沒有實則數據前亂推政策，不又是教育高官不負責任的明證。
前線教師最清楚，在中文課用普通話作教學語言，花了大部份時間學習字詞的讀音，聽講讀寫四種不能偏廢的語文能力便犧牲了閱讀和寫作兩大重要範籌。教師更沒有足夠時間較深入地討論文章的旨意、鋪陳的理由、作者用字遣詞的書寫技巧等。一言以蔽之，「普教中」是顛倒了學習的優次問題，學好了講普通話，不代表著中文閱讀和寫作能力的提高。其實，要提高讀寫能力，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1988）中，提出「一個人能聽、能說普通話，當然已掌握了一些特定的語音、語法、詞匯知識，但並不表示這個人已具有廣闊的知識面，更不表示這個人已有很高的語文能力。」
特區的語文教育政策在一群官員手中每況愈下，語文教育(包括中英文) 政策一團糟，不懂教育的高官，先把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的原因歸罪語文教師，強推一個英文和普通話教師必須重新考牌的「語文基準政策」，撕裂了教育界、害死了教師，又不見當局做一個調查跟進「語文基準政策」的成效，不負責任如斯，枉為教育界領導人！母語教學爭議不斷，教育局弄出一個EMI(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和CMI(以中文為教學語言) 的學校區分，再來一個「語言微調」政策，把學生的校外標籤引到校内標籤，港爸港媽哭完再哭，為什麼總要「攪我哋的仔女」？學生在畸型教育制度下受教，叫苦連天；一群又一群的白老鼠任教育局玩弄，教師工會又無力挽狂瀾，怎怪有能力的父母盡把孩子送往外地受教？
不容置疑，粵語就是學生的母語，棄母語而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是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師生溝通出現問題，語文能力不進則退，肯定是不利學生的語文學習的。當局若不懸崖勒馬，還要借種種藉口欲大力推行「普教中」，不認同一向行之有效的粵語教中文策略，就肯定有其背後動機，是繼「洗腦教育」被市民看穿詭計推行失敗後的另一新猶？是借「普教中」清洗本土文化向中共獻媚？
二零一零年廣州的「撐粵語運動」歷歷在目，當年廣州的市民認為是中共政府繼西藏、新疆後，肆意打壓本土文化，要消滅粵語從而毀滅本土文化的承傳。香港市民感同身受，加入捍衛廣東話的行動，在八月一日與廣州市民異地同步進行了抗議行動。今天，我們必須同心協力，即使高官如何無知和無能，即使議員如何曖昧和偽善，教育界的同工，我們必須以專業的角度、學生的福祉為依歸，加上市民的支持，為我們的下一代堅持「粵教中」的政策。
(原文刊於《香港粵語頂硬上》2014年「次文化堂」出版,此文略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