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獨媒記者 Gundam
在網上讀到稻草君的《關於民粹與左翼的幾點觀察》，很受益。這是相當到位的一篇評論，值得有興趣的朋友認真閱讀。
對於自由左翼是什麼，我過去幾年，寫了差不多二十多篇文章來探討，主要發表在《南風窗》，在大陸引起不少爭論。這些文章都收在《政治的道德：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一書，有興趣的朋友可參考。
以下我承接稻草君的討論，略談我對自由主義左翼的一些看法，順便對李達寧君的《論自由主義者之虛妄，兼論左翼道德》一文作部份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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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不同的政黨和政團中，除了街工、職工盟和社民連，工黨在理念上也是頗接近自由左翼的（當然他們自己未必這樣看）。我記得大約兩三年前，工黨的朋友請我去做一次內部分享，我拿著工黨的黨綱逐點分析背後的政治理念，他們才知道工黨的許多政治主張背後，其實預設了一種自由左翼的對正義社會的想像。
這多少說明，香港的政黨普遍缺乏對政治意識形態及政治哲學的興趣，因此對於政治觀念／價值，及使用這些觀念／價值支撐起來的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 Charles Taylor的用語）不是太有自覺，更甚少意識到有必要為自己的政治立場做公共證成（public justification）。參與政黨和社運的朋友，雖然對於政治及社會議題必然有種種道德判斷，但不一定對支持這些判斷背後的理由有充份認識，或者自覺地將這些判斷放在一個更系統的政治道德框架中去做論述。
這部份和政治哲學在香港公共討論中長期缺席有關。主導香港公共討論的，最多是自由右翼經濟學者及實證導向的社會科學學者，公共問題的規範面向常常被忽略，又或在一種強勢的市場邏輯下被視為不需討論的共識。就此而言，我們這些從事政治哲學的人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但這又不是或不僅僅是個人責任問題。政治哲學在香港長期不受重視，這現象本身恐怕不是偶然。
相較於西方，甚至相較於台灣和大陸，我們關於政治道德問題的討論實在相當薄弱。我在早前一文中，希望本土論者好好發展出屬於它的政治道德，同時希望馬克思主義左翼也能好好論述出它的政治道德，的確是我的心願，因為只有通過這些努力，我們才能有足夠的道德資源供我們去做自我理解，去做公共證成，以及尋找社會的另類想像。這些不同理論的理由是否成立，可以具體爭論。但我們先要將這些理由好好放上桌面。香港年青一代有想法的朋友，值得在這方面努力，而不宜過於停留在非友即敵及情緒主導思考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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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理論和現實的互動，我可以用手上兩本書作為例子。英國工黨在1988年成立了一個智庫（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 ，專門從事公共政策研究，並在智庫下設立一個社會正義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Social Justice），然後在 1994 年出版了一個報告： Social Justice: Strategies for national renewal，在英國引起極大迴響。然後到了2005年，又出版了第二份報告：Social Justice: Building a Fairer Britain。（網上應可找到）
這兩份報告都已結集成書，裡面有許多關於何謂社會正義的思考，既有原則性的政治哲學理論，也有將這些理論應用到不同社會政策的反思。這種視野和定位，值得我們借鏡。思考一個社會，不能只問它是否夠繁榮，增長是否夠快，股市升到多高，而更需要問：它是否正義，是否道德進步，是否讓每個人活得好活得有尊嚴。這正是廣義的左翼傳統的基本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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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稻草君指出，「左翼」和「左派」一詞在香港通常指涉親共的政黨和工會，而在香港長期恐共防共的社會氛圍中，「左」是政治毒藥，基本上沒什麼泛民政治團體願意和「左」沾上邊。再加上香港長期受芝加哥自由右翼經濟學派主導，在政府、媒體和教育等多重配合下，小政府大市場、積極不干預、低稅制低福利，幾成香港不同政黨的共識，而這個共識又在社會取得極大支持。
於是，香港的政治光譜，基本上只是由政治立場上是否親共和是否支持民主來定義，而在影響社會民生的種種經濟議題上，大部份政黨的立場是相當模糊和沒有原則的，所謂的分別往往是在具體議題上基於選舉策略而有不同立場，而不是有清晰的理念和價值在背後支持。（當然不同政黨之間會有分別。例如社民連便較民主黨清楚得多。）
於是，問題出現了：香港的政黨如何面對一百多萬人活在貧窮線之下以及堅尼系數上升到0.537這個現實？如何面對這個機會極度不均、社會流動緩慢、跨代貧窮嚴重的事實？難道香港人還會相信，只要香港繼續擁抱市場至上、低稅率低福利少干預的放任政策，繼續擁抱獅子山精神，問題自然會解決？當然不能。
那麼出路在哪裡？當然需要政府介入。只有政府更積極的介入，才有可能改變許多人眼中極不正義的社會現況。（但為什麼不公義，需要實質的道德論證。我們不能簡單地說，貧富差距本身就必然不公義。原因很簡單。如果某人純粹因為個人努力而賺取較他人更多的財富，許多人會認為這種差距沒有問題。換言之，平等或接近平等並不必然等於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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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政府應該如何介入？一種相當傳統的社會主義左翼觀點認為，問題根源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和財產制度。只有徹底消滅市場經濟，改行計劃經濟，徹底消滅私有財產制，改行財產公有制，才能從根本處整體地解決問題。只有如此，人民才會有真自由、真平等、真公義、真解放。而要實現這個理想，就要無產階級團結起來，進行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階級問題，遂成問題核心。因此，所有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的改良，都是虛偽的，也是虛假的。
今天還有多少人相信這個姑且稱為教條馬克思主義的左翼立場？我估計不多。社會主義的大實驗，經歷了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及資本主義轉向後，經歷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市場經濟改革後，基本上已經難以為繼。最少到目前為止，我相信大部份相信社會主義的理論家，都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計劃經濟和公有制，在歷史實踐中被證明為不可行不可欲，而市場的確有它的作用和位置。（當然，有人會說，以往所有社會主義實踐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但這種辯護，恐怕沒有太大說服力。）
1989年後，有許多市場社會主義（market socialism）的討論。但歷史發展到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成為幾乎牢不可破的霸權，而且仍然享有相當高的正當性 。（想想2008年金融海嘯後，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基本上不受到任何根本的挑戰即可見一斑。）
於是，我們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既不想要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又不想要放任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或自由右翼）所鼓吹的那種無約束的資本主義，那麼有沒有別的出路？這是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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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左翼在此提供了一個可能。事實上，這個可能基本上被大部份今天的民主國家接受，也就是所謂的自由民主制下的福利國家模式（liber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在歐洲則往往被稱為社會民主主義模式（social democracy）。
在制度上，自由左翼有四個相當核心的主張。
第一，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個人權利。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充份保障公民能夠行使和實現這些權利。這些權利包括第一代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例如言論思想信仰的權利，組黨集會結社參選的權利等，也包括第二代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有人稱第一代為消極權利，第二代為積極權利。詳細的內容，最好是參考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和國際權利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如果我們留意羅爾斯的正義原則的第一條，即清楚說明公民享有一系列平等的基本自由（basic liberties）。
我們可以說，這是自洛克、康德以降，再到當代自由主義左翼共享的一個基本立場。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讀讀美國的《獨立宣言》（1776）及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1789)，裡面即承載了這個自由主義的理想：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讓渡的基本權利，這些權利保障了人的自由自主和尊嚴。如果國家不尊重這些基本權利，人民便有公民抗命甚至革命的權利。
自馬克思以降，不少社會主義左翼朋友總對自由主義這個權利原則不屑一顧，甚至以為這只是徒具形式，又或只是自利主義的體現。（馬克思的觀點，可參考他早年的《論猶太人問題》一文）這是大錯。原因如下。
(1). 這些權利最重要的作用，是在憲制上保障個體的基本自由和根本利益。它絕對不是徒具形式，因為它寫在憲法上，且具有優先性，且可通過法治和司法覆核等制度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試想像如果你活在一個個人權利得不到任何保障的社會，你將活在怎樣的境況，當可明白。
(2). 這些權利是所有公民都可享有的，而不是某部份人的特權。難道民主國家的窮人就沒有信仰自由和平等投票的自由？！難道這些投票的自由，都是形式的虛假的？顯然不是。窮人手上的一票，恰恰是捍衛他們的權益最有力的武器。
(3). 有效實踐這些權利的確需要經濟和社會條件配合，所以自由左翼會主張一系列相應的社經及福利政策，來避免這些權利最後只是富人的特權。例如羅爾斯主張相當大程度的社會財富再分配的一個很強的理由，正是確保每個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公平價值（fair value of political liberties）得以實現。
(4). 這些權利不僅只局限於法律形式，而是具體實踐於公民生活。想想雨傘運動爭取的真普選，難道不是在爭取所有香港公民都可享有平等地參與政治的權利嗎？想想香港的義務教育，不是在確保所有孩子能夠享有同樣的受教育的權利嗎？想想過去數十年在世界各地爭取的種族平權運動，兩性平權運動等等，不是在實實在在改變許多受壓迫受歧視者的處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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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自由民主國家在歷史的實踐上，證明較社會主義國家更能保障每個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權利，這是非常重要的判斷兩種制度優劣的標準。
有些朋友或許會說，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真平等真自由。那麼我們就必須追問下去：這些真自由是什麼？如何實現這些真自由？這些真自由在什麼意義上較自由主義所保障的基本自由和基本權利更為可欲？這需要實質的道德論證，也需要足夠的歷史反思和知性誠實。事實上，自十九世紀末以降，西方社會主義左翼傳統已十分重視這些自由主義主張的權利，並努力為窮人和受壓迫者爭取這些權利，並希望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框架中通過選舉去爭取執政權，從而實踐其政治理念。就此而言，自由左翼和社會民主主義有許多共同的主張。（裡面具體的證成理由當然會有不同。）
但大家必須留意，以上所說並不意味自由民主社會已經完美，已經充份保障公民平等的權利和自由。絕非如此。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自由左翼同樣面對許多困難。
例如我們在談自由（liberties）時，我們是在談一張清單，那麼什麼樣的自由最為重要？如果不同自由之間發生衝突，應該如何取捨？如果實踐某些自由需要大量社會資源，誰來承擔提供這些資源的責任？如果某些自由和其他價值產生張力（例如教育消費的自由和機會平等），如何平衡這些訴求？更為根本的是，自由左翼真的有能力馴服資本主義這隻大海獸嗎？這些都是自由左翼必須面對的挑戰。
大家須留意，在回應這些問題時，自由左翼和自由右翼也有許多實質的分歧，例如自由左翼一般不會接受有所謂先於制度的擁有私產（尤其是生產工具）的絕對權利。自由左翼的權利觀，也不會限於個體不受干預的消極權利，而更多地主張通過社會福利來確保公民的權利得到有效實現，例如教育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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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自由左翼主張主權在民，並要求權力的正當性行使必須得到平等公民的投票授權。因此，它主張一人一票的民主政制。正如我之前不少文章指出，民主背後的基礎，是個人自主和政治平等。而為了實現這兩個理想，自由左翼不會說，只要在形式上保證每個公民享有相同的投票權即可。因此，財政上補貼小政黨，監管及限制政治捐款及政治廣告，有效的民主教育及公共商議，合理的財富分配等等，都是自由左翼十分重視的問題。
第三，自由左翼基於對平等的政治自由、教育和社會競爭上的機會平等、人與人合理的社會生活關係、照顧弱者及不幸者的基本需要等考慮，主張國家有恰當的角色去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的，甚至相當完善的社會福利（教育、醫療、房屋、失業及退休保障等等），從而使得每個公民有合理的機會和條件過上自由自主的生活。
為了滿足這些目標，國家有權約束市場，有權通過稅收去限制財富的過度累積（例如累進稅和遺產稅），也有權在不同領域採用不同的產權制度（例如在關乎基本民生的水電能源交通方面，由國家擁有、生產和分配這些資源），而不會一刀切地主張私有產權至上。（同樣道理，自由左翼不會輕省地否決市場的重要性，無論是工具性價值（效率、生產力、創造力、有效調配資源），還是內在價值（市場本身包括了就業、消費、生產和選擇的自由。這些自由對人的福祉重要。）
當然，如何具體落實這些理念，很難有一刀切的公式，而往往需要因應不同社會的具體政經發展，通過民主方式去進行各種探討嘗試。事實上，民主社會無日無之的政治爭論，都和如何合理分配社會稀缺資源息息相關。在這些爭論中，我們往往會看到不同政黨政治道德上的分別。
第四，自由左翼重視人的自由自主，因此主張政教分離，鼓勵文化多元，反對家長制，不贊成國家動用權力和資源去宣揚某種特定的宗教，或強加某種生活方式於人們身上。自由主義認為，我們應該尊重人的獨立性和主體性，因此國家最重要的責任，是確保每個公民有充份的自由和相應的社會經濟條件，去追求和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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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點，大略勾勒出一個我理解的自由左翼的政治藍圖：重視個人權利、爭取民主普選、支持社會福利、鼓勵文化多元。這樣的理念，是否值得追求？它真的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能夠走出社會主義左翼和資本主義右翼的第三條路來嗎？這需要大家一起來思考和辯論。但通過以上說明，我希望大家能夠見到，自由左翼和社會主義左翼，自由左翼和自由右翼，的確有許多理念上的差異。如果一旦說起左，就以為只有社會主義式的左，一旦說起右，就以為只有無條件擁抱市場資本主義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或放任自由主義的右，那實在是個不太美麗的誤會，並會導致許多思想混亂。
去到最後，我們或許會回到稻草君文中觸及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好好地將問題弄清楚，那麼在政治光譜中，香港會有多少人願意承認自己是自由左翼？這個問題很有趣。最少就我個人來說，自由左翼是香港進步政治的一個出路。
初稿；2015.4.16; 5:0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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