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綠藍
訪問：謝天燊、鄭詠甄、彭嘉穎
自由野辦了兩年，受到不少文青歡迎，同時亦受到不少人批評、質疑它為政府「粉飾太平」。佔領運動出現後，自由野就更顯尷尬。佔領區馬路寬闊，而其中的藝術創作各有特色。佔領區亦無限定開放時間。留守的人們以「村民」自稱，日常都市難以發生的對話，可以輕易在這裡開展。那麼今年的自由野該如何是好？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它呢？筆者訪問了西九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西九藝術發展主管（戲劇）劉祺豐及文化評論人小西，談談他們的看法[1]。
自由野的轉向
茹國烈笑指，「最大的自由野已經有三個在外面，還搞第四個？幸好的是，今年我們也轉變了方向。」為甚麼呢？他說，「 前幾年我們想在西九處理公共空間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和MaD、草原地圖合作。但到今年，公共空間這個議題也在香港遍地開花了，西九再做的意義在哪裡？今年是自由野最後一年，之後西九動工起碼要停兩年。我們想像之後的西九公園都是開放讓大家來草地閒hea的，像是上年自由野那樣。於是我們想趁今年試多樣東西，做一個戶外藝術節。我們希望人們是抱著看演出的心態來這裡的，所以今年也在節目安排方面下了功夫，嘗試在西九凝聚一個藝術節的氣氛。」
今年的自由野，強調互動、觀眾本位。如主打的智能演出的「牆」，其劇情走向需要由場內的觀眾經手機apps選擇。劉祺豐指，「觀眾的角色不止是觀賞，他們在表演中的權力比以往更大，他們能夠參與、改變演出，沒有他們演出便不成事。雖然我們沒 highlight上年的野餐、地攤等部份，但是我們也歡迎他們來自由野這樣做。」
西九與文化轉向
藝術節目無疑吸引，但使筆者不解的是，這是由一直不怎樣資助本地藝團、重視文化藝術發展的政府所資助的。在此，讓我們先站遠一點看自由野吧。
自由野雖得兩日，但平日都有各種各樣的藝術展覽，例如早前引起話題的大黃鴨、高第建築展等。而政府和西九也不惜工本，二年內豪擲四千萬舉辦大型的藝術項目以配合日後的硬件落成，今次的自由野，就投放了七、八百萬港元籌備。他們亦藉年頭的西九大戲棚項目大力推動戲曲演出，以培養戲曲中心的觀眾群。如此種種，都看得出政府有心發展文化藝術，與「文化沙漠」這個印象大相逕庭。
文化評論人小西對於這個現象有以下解讀：「我將這些歸納為一個全球的『文化轉向』，即文化變成一種有用的東西。除狹義的文化產業，文化本身可以令某個企業或城市或國家增值。這與全球化下，跨國精英集中到國際城市也有關係。那些精英需要一些很有趣的城市生活，所以你到美國時會看到那些多到作嘔的節慶，那是為了吸引他們的手段。而自由野以及西九的定位，就是這個大格局的其中一個組件。」文化，從無用到有用，由小眾到大眾。「八九十年代開始，文化不再只是一小撮人的文化消費，而是受教育的人的文化消費。一方面是它可以成為產業，一方面是可以提高一個城市的價值，用很多文化活動去塑造一種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形象。無論黃鴨還是自由野，他們都在公共空間做，也是很奇觀式（spectacle）的。所以你看今年自由野，是更加清楚地強調那種節慶的氣氛。」
在這個意義下，文化藝術的確能被普及。可一般來說，這些公共藝術依附著商場，場地已經先排拒了一堆沒有時間、能力到商場消費的人。而不難理解的是，節慶式、奇觀式的藝術作為商戶吸引人流的手段，它們難免是吸晴的、獵奇的、速食的，我們能夠輕易從中得到愉悅，或者部份作品能夠引起深層的思考或深化的討論，但這些例子並不多，亦非主辦方的考慮重點，他們重視的是有多少人流，或能為他們塑造一個怎樣的形象。
香港的政策與發展向商界傾斜，在這個政經格局下的文化藝術，有兩種功能︰其一，以其節慶效果塑造一個多姿多彩的城市品牌;其二，清洗太平地。以藝術文化讓老舊城區換上新裝，讓她升值。面臨重建的觀塘區就是一例，因為租金低簾，觀塘聚集了很多藝術工作者在工廈開studio，十多年來慢慢形式一種藝術村文化。這些文化吸引了政府在觀塘海濱發展「起動九龍東」計劃，建設一個新的蘇豪區。在開發的過程中，主辦方興建海濱花園、邀請樂隊到天橋底演出，種種包裝都是為之後的發展鋪路。可以預見的是，一開始為逃避高昂租金而來到這裡的藝術家、老商戶便因重建、租金上升將被迫遷走。多年建立的社區關係，亦被硬生生連根拔起。
被框住的自由
從城市發展的角度看，自由野及西九其實有著明確的目的。在此過程中，藝術家未必有意識參與著這件事。但的而且確，藝術文化確能夠令社區升值。小西認為，西九在九龍西區也有這個作用：「很多人會忽略西九與九西的關係，只當它是爛地一塊。可是，填那塊地時本身是已經一個社區重建計劃，這個很清楚。我不相信這個如此巨型的建設不會影響四周的物業。再說，很多豪宅也拿西九文化區作為賣點之一，『西九是豪宅的後花園』這個說法，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小西在受訪中多次提到，西九團隊都是很認真用心去搞文化，但是這不是立意良善就能解決的問題，這是一個格局問題。筆者相信、並且十分尊重他們對藝術的熱誠。但現實是，自由野及西九本就出自政經考慮。在制度之下，能有多大的自由？早前漫畫家小克在「我愛我家‧城鄉生活」展覽的作品就被屯門市廣場因內容敏感而拆下。又，有聞「好戲量」劇團因支持佔領運動而被藝發局停止資助一年，要停產一年[2]。制度中箇然有反叛的空間，但說到最後，政府和商家還是掌握生死大權。
西九裡看不見的……
去不去自由野，其實已不是討論的重點。筆者敬重及欣賞西九團隊花盡心思為自由野準備的表演，為本地藝術工作者提供與海外藝人合作的機會。但在香港的政經格局下，自由野與西九就是有它們明顯的限制，藝術就是官僚用作包裝、升值的工具。在此語境下，自由野很可能變成一個粉飾太平的活動。
而它又一次折射出主流、官僚對於藝術的觀念：無視常人觀賞藝術需要物質條件。而談自由野，其實是重提那些被制度忽視的人群——那些沒有金錢、沒有時間、機遇去接觸藝術的基層。舉個例子，一些人未必認為電影是文藝，但很多基層就是連看一場電影的錢也付不起（那可能是他們一整天的飯餸錢）。若果我們相信，文藝並不只是文化精英的玩意，每個人都有欣賞、創作的慾望與需要的話，那我們何不將電影、將文藝帶入社區？如何令到基層得到欣賞藝術的物質條件，才是我們該花氣力的地方。
[1] 撰文之初，今年自由野需要收取50元入場費，引起不少爭議。本報亦以此為重心訪問茹國烈及劉祺豐先生。及後，西九宣佈取消費用、免費開放予大眾參與。
[2]《蘋果日報》，好戲量撐佔中慘遭打壓，2014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