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譯志
黃之鋒不想長大。他是個香港小孩，這也解釋了為何就在10月6日午夜前，他和他的女朋友(還有他女朋友的朋友，年輕人出門總成群結隊)躲進了旺角附近的燒烤店，享用了一頓有烤洋蔥、烤菠蘿和典型香港混合菜式——芝士蒜蓉焗雞蛋麵的宴席。黃這個月將滿18歲，他一隻手抄著意麵，另一隻手在翻查他的智能手機。他 一邊吃，一邊狂擊屏幕。
餐館裡充斥著嘈雜的粵語交談聲。頭頂的一架電視機播放著這場學生領導的抗爭運動已經佔領香港主要商業區的畫面，特別強調著這座受民主理想滋養卻被威權中國統治的混合城市目前的進退維谷。然而，餐館裡沒有人過多關注這則新聞。這類充斥著霓虹燈、富美家餐桌和種類繁多的芝士和麵條等香港靈魂美食的餐館，就是抗爭運動組織者之一的黃之鋒說他不會離開香港的原因，他像彼得潘一樣不願成為他最鄙視的物種——成年人。 「未來不會由成年人決定，」黃說。 「我想問問成年人， 也就是掌握資本與權力的人們，為什麼他們不為民主而抗爭？」
如果說黃之鋒擔心成年，那麼他摯愛的家鄉，香港，同樣漂浮在青春期當中。這座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最富活力地區的金融中心，務實和高效是這裡720萬人口的信仰。但自從19世紀中期英國從孱弱的清朝手中奪過這座漁港，到1997年這塊殖民地被交還給中國，香港從未被允許走向政治成熟。它一直是帝國的卒子。
當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時，這塊大陸統治下的前英國殖民地被賦予了50年的調整期。 「一國兩制」政策保證這片領土在安全問題以外的大多數事務上享有「高度自治」。然而，33年後，這座城市將由中國全權治理，小小的香港將被迫長大並融入大流。
駛向2047年的軌道尤其困擾著香港的年輕一代，他們屆時將繼承新政治現實。已經有許多當地人擔心中共統治者在腐蝕香港的自由——比如區別於中國大陸的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北京最近禁止香港自由選舉特首的聲明刺激了第一批抗議者，他們九月下旬在市中心聚集。但恰是對公民不服從的過度反應——警察的催淚彈和香港黑社會的暴行——導致成千上萬人佔領了更多街道，這是自發的同情的流露，沒有人，至少黃之鋒沒有預期到這個結果。雨傘成為運動的象徵，學生們用它對抗胡椒噴霧。香港這次公開鬥爭成為中國自1989年夭折在天安門的民主集會以來最重要的抗爭，年輕的香港居民保證了參與這場改革的人數和激情。
學生主導的攻城戰不會突然香港轉變成熟的民主制度——至少當中共在大陸仍然掌權時更不會如此。隨著政府清場的最後通牒在平安無事的10月6號當天失效，團結一致反抗當權者的呼聲退潮，表達抗議的雨傘越來越少。儘管如此，過去幾週發生的事情喚醒了即使香港市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擁有的政治意識。正是他們的理想主義威脅到了中國的統治者，更不用說他們的組織智慧和公共精神。經歷過天安門事件令人焦頭爛額的日子，或者追溯到更遙遠的歷史，中國統治者深知走上街頭的學生蘊含的變革潛力。
青年偶像
10月2日凌晨1點過後，在香港金鐘區政府總部外聚集的人群開始散去。這些天，抗議者們在天橋下安營扎寨，睡覺時抱著背包蜷縮著，吃的是餅乾和肯德基快餐。運動進行中，有些人遭遇胡椒噴霧襲擊，有人被大雨淋透了。空氣再次變得渾濁不堪，人們已經躁動不安。
薄霧降臨，消息傳開：黃之鋒要發表演講了。黃在9月26日因非法闖入政府被拘留46小時。人群中不少人拿出手機來捕捉這個瞬間。頂著齊眉劉海，留著稀疏鬍渣，戴著粗框眼鏡，黃看起來和這個半數年輕人都戴眼鏡的社會上其他一個小書呆子沒什麼兩樣。他在人行天橋下的臨時講台上發表粵語演講，自信而語調急促。他告訴抗議者們，為完全民主而進行的鬥爭沒有結束。「留下來，」他說。人們聽從了他的話。
走下講台的黃之鋒彬彬有禮，習慣性地將手指謙遜地扣在一起。他成長於一個基督教家庭，曾到中國鄉村做志願者；他的同學中的活躍分子有些是他的教友。 2011 年，當時才14歲的黃之鋒在香港組建了名為「學民思潮」的學生團體，以抵禦大陸規劃的“國民教育”政策的實施，該政策置天安門屠殺於不顧並意在促進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十萬人參加了黃發起的2012年反國民教育遊行，香港政府妥協了。
黃之鋒直面了香港的北京老闆，還罕見地取得了勝利。他在當地聲名鵲起，媒體隨之在頭條報導了他(平庸)的大學入學考試成績。愛聽粵語流行歌曲的他看上去很不起眼。他縮著肩膀，駝著背玩手機，像所有媽媽都討厭的那樣。演講時他眼睛緊閉，但措辭毫不含糊。 「我不想遵循大人的遊戲，」他說，「派發那些你會隨手扔進垃圾桶的傳單，或者寒暄。開會開不出政治改革......我們必須做出激進的行動，因為我們的領導人無所作為。」
黃有個女朋友叫Tiffany，她的拇指在街上擦傷了。黃希望有更多時間玩手機遊戲，沒有對任何一本書表示出特別喜愛。儘管在演講時向抗議者下達號令，黃卻說他不想成為偶像，並且仍然對自己上月被捕引發這麼多人支持感到震驚。他不視任何人為偶像，包括聖雄甘地和王丹——因領導天安門民主抗爭而被中國政府視作「頭號敵人」。黃之鋒認為，沒有領袖是這次民主運動的優勢，而非缺陷。 「如果香港只依靠我，」他說，「運動將會失敗。」
代溝
與中國大陸的同齡人相比，香港年輕人更富裕、更健康，他們可以使用Facebook和Twitter等在大陸被封鎖的社交媒體。黃之鋒經常被問及他的父母是不是活躍人士；他們並不是。除了基督教信仰，人們假定他的成長中必有特別之處塑造了他(對政治)的關切。「人們以為我們每晚都在談論政府如何違背民主原則，」他說。「(我的父母)只是給了我做我想做的事的自由。」
在中國，只有香港才獨一無二地擁有這樣的自由，而這座城市的前景取決於對異見人士毫不寬容的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意願。當地經濟也不能倖免於對未來的不安猜測，香港政治清廉的聲譽正被共產黨政治連累的擔憂逐漸擴散。香港的長期繁榮依賴於作為外國投資者到中國的渠道，但目前增速在放緩，主要因為出口變動。「如果香港正在明顯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為什麼不直接把地區總部設在北京或上海呢？」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教授Carsten Holz問道。
香港自1997年以來收入不均顯著上升，現在在發達國家中居於首位。過低的人口出生率使得香港僅靠當地人口已無法維繫。反倒是大陸人的湧入——去年來港訪客達4070萬——給香港帶來了新的財富洪流，致使香港成為世界上住房最難以負擔且住房面積最小的地方。「我們看不見光明的前景。」21歲的大學生Katie說道。
為傳統而自豪——例如說粵語而非大陸的普通話——的當地人對來自北方的文化和經濟侵略深感擔憂。「站在廣東路上，」立法會議員毛孟靜(Claudia Mo)說起香港一條主要道路，「你幾乎聽不到粵語。」普通話已經替代英語成為香港的第二語言。毛孟靜自己說的是屬於上流社會的英式英語。她來自一個為躲避共產黨而逃港的大陸沿海家庭。但和她的許多同輩人一樣，她的自我認知首先是一個香港人，其次是世界公民，第三才是人民共和國的居民。
在香港，還存在大量針對大陸人的沙文主義傾向。一個不友善的當地詞彙稱大陸人為「蝗蟲」。對於希望香港的示威會驚醒將持不同政見者投入監獄的中國的人而言， 許多香港青年其實只關注本地事物。「港人想捍衛我們自己的自由，」19歲的幼兒教育專業學生Hiu Wah說道。「我對改變中國政治沒有興趣。」
當英國將法治擴展到它的殖民地時，這裡的民眾擁有選舉權以外的所有權利。 1997年移交給中國後，中國安排了一連串的代理人作為香港特首，最近一位是普遍不受歡迎的梁振英(Leung Chun-ying)。香港仍以擁有地道英式口音、漂亮海外學歷的稱職公務員和資深立法委員為傲。但是，在路障前守衛佔領區的年輕人們開始質疑所有傳統行動能對香港政治困境帶來多大改變。「人們總是對我說：噢，你想改變世界，那你首先要去唸大學，然後當個政府公務員或者商人，之後你就可以製定政策，」黃之鋒說。「這不對，要想影響世界，你就走上街頭。」
反彈
運動需要偉大的男男女女，還有偉大的實干家。隨著參與人群減少，抗議已經失去勢頭。到10月7日晚上，只有不足兩千人在金鐘區的主要佔領區轉悠，遠低於前幾日有成千上萬的參與者。想辦法讓抗議者離開街頭耗費瞭如此多的精力——在與政府的實質性對話以外還有無休止的關於如何對話的爭論——而不是想辦法將這次運動轉化為北京可能考慮的實際政策。抗議領袖已經拒絕邀請長於和中央政府談判的反對派政治家參加這次運動。同樣的組織性和派別性功能失調已經困擾過世界各地的抗議運動，這次可能也會腰斬香港的抗爭。 「他們想自己做，」民主黨主席劉慧卿(Emily Lau)說。「但是為什麼要疏遠泛民派立法會議員呢？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即使對於支持學生理念的香港市民而言，主幹道及周邊區域長時間停擺也極為不便。在10月1日中國國慶節當天特意打著雨傘出席官方儀式的區議員司馬文(Paul Zimmerman)說，到了該撤退的時候了。 「你們已經向人們發出聲音，」他說，「現在該把街道還給人們了。」
黃之鋒並不在乎。「你需要自己創造規則，」他說，「學生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所以他們應該堅守在前線。」無論何時在任何抗議點看見黃之鋒，他都被新聞攝像機和請求合影的粉絲團團圍住。好萊塢影星可能習慣於這種關注，但黃只是個學生，像他樂於指出的那樣，就讀於香港九所大學中排名最末的那所。 (他在攻讀政治及公共行政。)不斷要求黃解釋他的政治理念和對著相機微笑，公眾關注令人精疲力盡。
難 怪黃在地下穿行時最舒服。當他跳進地鐵裡，幾乎沒人認出他來。他只是一個普通的青少年，隨著香港地鐵的行進輕輕搖晃，瘋狂刷新Facebook主頁和WhatsApp。同在學民思潮中的三位好友站在他身邊，全神貫注於各自的線上生活。幾乎沒有幾秒鐘他們不在瘋狂地刷手機。「採取行動比言談更有意義，」黃說。他駁斥了和當局的計劃談判，說那「只不過是讓政府感知我們憤怒的機會。」不可避免地，他再次低頭看向手機，這是一個孤獨的香港孩子與世界的接觸。
本文轉載自譯志，英文版是《時代》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