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佔領金鐘等地爭取民主的運動仍然繼續，但香港確實已進入了「後佔中」的年代。這是因為，目前的佔領行動不僅偏離早期的「佔中」設計，其規模以至影響也遠遠超出原初的想像；更重要的是，如果佔中啟動初期的公民抗命，仍帶有過去30多年的民主運動的影子，那麼今天我們所看到的佔領行動，其所反映的訴求、行動方式以至可能產生的效果，跟過往泛民政黨和民間組織所習慣的模式，早已大不相同。簡單地說，過去的民主運動有組織有領導，卻沒有太重視開放的民眾參與和公共討論；相反，這次的運動沒有甚至拒絕領導和組織，也不僅停留於反映意見、表達訴求，而是一場告別了形式化的示威遊行，走向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指的公共政治行動。
對後佔中時代公民抗命的幾種誤解
這場運動的出發點，並不是「逼政府就範」，也不是所謂奪權式的「革命」，而是追求民主普選，完成過去的「民主回歸」並沒有完成的「解除殖民性」的事業，也就是追求脫離殖民統治，讓港人透過建立「民主」的制度，「回歸」到被殖民之前的生存狀態，成為沒有主人、「自由自我」、「高唱我歌」的主體（這或許是《海闊天空》成為抗爭主題曲的原因），讓每個人都擁有不順服的權利（right to nonconformity）。相反，以「逼政府就範」或奪權式的「革命」，去解釋或定性這場數以十萬民眾參與的社會運動，大概仍沒有跳出尼采所指的「你邪惡，因此我善良」這「奴隸公式」，也就是以他人（或敵人）的行為價值的反面，彰顯自身的正確和正義，迴避了探問自身所欲求的，究竟是什麼和有什麼價值。這種尼采意義下的奴隸公式所追求的，往往只是外在的金錢和權力，或他人的認可（例如只關注一己的「政績」） ，並以此來確定行動以至人生的目標。這種「你邪惡，因此我善良」式的理解，顯然沒法明白成千上萬民眾風餐露宿、冒被捕被打風險、直面催淚彈胡椒噴霧的精神狀態。
佔領者的違法抗命行動，並沒有損害法治（rule of law）。違法不等同破壞法治，這道理本來顯淺，例如我們會指控於紅燈時過馬路、於行人道上騎自行車，以至行騙盜竊的人犯法，但大概不會認為他們在破壞法治。佔領行動的參與者，都願意並準備承受違法抗命的法律後果，這如何破壞法治的基礎？相反，倘若警方選擇性執法，或政府採用只能「不言而喻」的「愛國愛港」作為特首候選人條件，凌駕於《基本法》之上，這才真正地以政治立場破壞法律、以人治方式損害法治精神，尤其是導致保護言論、出版、新聞、集會自由等法律的敗壞。
「失控論」的指摘批評，也有點錯置。參與佔領的民眾，他們絕大部分抗拒「領導」和「組織」，不想要操控別人，只自發地維持和建立各種秩序，包括維持清潔打掃衛生、分發食品安排醫療、設自修區義務補習、固定熒幕流動教室、大台演說小組討論；沒有控制他人的欲望，自然也談不上「失控」。相反，政權希望能由上而下訂定政改框架，企圖控制社會的發展、青年的未來，但過程中卻進退失據，愈來愈失去駕馭的能力，才會出現所謂「失控」。
另一種說法指公民抗命者願意犧牲，為的是喚醒港人。由此引出李國章先生的「罷課不是犧牲，退學才是」的高論。然而，儘管不少學生民眾，確實犧牲了時間精力，不顧個人安危與前途，但這並不是公民抗命所追求的。正如魯迅先生指出，「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他又說，「震駭一時的犧牲，不如深沉的韌性的戰鬥」。學生民眾對旺角、金鐘、銅鑼灣佔領區的念念不忘，在街頭對峙中不斷呼籲和平冷靜，為的大概也是想極力避免「震駭一時的犧牲」，以繼續對政府和建制政黨的語言偽術、制度暴力以至黑社會、藍絲帶說不的韌性抗爭。
面對已不再一樣新時代，採用已被掏空了內涵的舊概念——「革命」、「法治」、「失控」、「犧牲」——去解釋當下，不僅顯得脫離現實，更無助我們探索未來，尋找出路。
良知與常識的革命
學生民眾參與佔領行動，除了不滿特區政府偏向中央、漠視民意的政治立場外，更由於政府和警方「無良心」。一位公務員繫上黃絲帶上班，坦言這並非「政治立場的問題，係有無良心的問題……我只係返工，我都係有良心，唔應該因為我喺度（政府）返工，就要認同其做法」（《明報》，7/10/2014） 。
公民抗命運動呼召良心，而良知或良心的建立，並不能依照法律或大眾流行的標準，因這些準則會隨着時間不斷在變。如果今天的法律能保障言論自由、大眾流行的道德標準反對暴力，依法辦事或跟循習俗，大概不至有太大的爭議；但假若通過了23條立法，或大眾都贊成以暴易暴時，良心將安居何處？依據阿倫特的分析，良心或良知的建立，是透過公共的對話，嘗試代入他人的位置或處境，感同身受，而盡力理解眾多不同立場，以作為自己思考與行事的判斷準則，才是良心所建基的公共性。因此，曾偉雄的說法：「只要警隊係嚴格依法辦事，就不會出現大家可能擔心的違背良心行為」（852郵報，10/7/2014） ，其實是沒有搞清楚，倘警員只剩下「嚴格依法辦事」或執行上級指令這一種立場，意味着在判斷和行動時，只聽到一種由上而下的聲音，這將無可避免地忽略了其他位置和立場的訴求和意願，甚至失去聆聽和理解他人正在受苦的能力，做出令「自己無法容忍、情願遺忘」等違背良心的事情，無法再以親密方式與他人和自我共處。阿倫特因此認為，我們是在思考和與公共對話的過程中，通過判斷實現良知，而非僅依靠純粹主觀或內省的能力。
政治（不）是什麽
這場民主運動被指稱為奪權式的「革命」，是一種錯置，因它並非想改朝換代，而是在過程中鬆動以至打破日常生活中習慣與常識。如果真要說它是一場「革命」，那也只是一種「常識的革命」，動搖以至顛覆了的，是「搵食至上」的單一價值、例行公事的儀式和主流社會對青少年的誤解和迷思，以至關於政治的理解和想像。
政府及建制派說不應把民生問題政治化，部分支持真普選的朋友希望透過（灌輸）民主教育以喚醒政治冷漠的群眾，這種種講「政治」的聲音，其實在談什麼？
政府、建制派以至部分泛民心目中的政治，反映的或許是一種追求可控性，也就是想排除行動的不確定性的欲望，是一種行政管理式的思維，最終是取消政治行動的開放性和可能性。阿倫特指出，政治是人們在公共領域中的行動、思考、學習和判斷，需要與公眾討論，進行相互說服，才有可能作出並執行決定。政治是公共的，不為政府、政黨壟斷，要求的是開放的對話與承諾。然而，政府和建制派卻迴避面對公眾，以門常閉、取消立法會會議、寫網誌、視像講話（不）回應市民的訴求。卑斯麥（Otto von Bismarck）經常被引用的名言是：政治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藝術（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然而，政府和建制派卻總推說：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框架下，這樣不可能、那樣不可能，毫無意欲幫香港市民說服中央，嘗試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循阿倫特和卑斯麥的思路，我們不難理解，政治化不一定和一般所指的「政治議題」有關，如果參加了「佔領」但沒有參與公共的對話，又或單向地講授甚至灌輸民主觀念和公民價值，政治化的程度也是很低的；相反，即使沒有參加「佔領」或從事「民主教育」，只要在各自的領域持續地跟不同立場的社群和個人對話，嘗試相互說服和作出判斷，就絕不是政治冷漠。
阿倫特進一步指出，極權主義的興起意味着政治的消失。隨着開放的公共對話的萎縮，政權以至民間社會愈來愈無法明白多元紛雜的不同立場，很容易作出與現實相距甚遠的判斷，做出違背良心傷害社會的事情。對阿倫特來說，政治的權力來自於「聚集在一起分享言行的民衆」，而非軍警或體制性（institutional）的暴力，她指出，「人們只有在不擁有（政治）權力或者喪失（政治）權力的時候才會訴諸暴力」，而民衆「只有在非暴力的時候」，透過約束與承諾、結合與立約，才擁有和維繫最大的（政治）權力。
面對政治行動的不確定性，除了承諾，阿倫特還提出了寬恕這倫理守則，因為寬恕是「對行動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損害的必要糾正」；相反，「報復……是維繫傷害或災禍的循環」， 令人無法解脫。在這不確定的年代，不願意放下良知、離棄政治的人，或許立場不同，但都不要輕易忘記阿倫特的提醒：「暴力實踐同一切行動一樣會改變世界，而最可能的是把它變成一個更加暴力的世界」。
文內引用阿倫特的觀點，主要來自下列兩書。
參考書目：
Parekh, Serena （2008）: Hannah Arendt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Introduction, 中譯，《阿倫特與現代性的挑戰》，張雲龍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Elisabeth Young-Bruehl （2006）:（Why Arendt Matters）中譯，揚-布魯爾，《阿倫特為什麼重要》，劉北成、劉小鷗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8
原文刊在2014年10月20日 明報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