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2014年巴西世界盃對韓國國家足球代表隊來說，沒有帶來什麼驚喜，最終也未能於分組賽中獲勝，失去闖進最後十六強的資格，提早乘飛機回韓國，但每一次提起韓國國家足球隊，總會讓每一位球迷聯想到2002年日韓世界盃時，他們那個難忘且充滿著奇蹟的暑期足球之旅。
那時，韓國隊以令不少歐洲與南美國家隊聞風喪膽的跑不完氣力，與萬眾一心的團結，成功壓迫每一支球隊，並破天荒殺入世界盃四強。面對著這支如有神助的韓國國家足球隊，每一個站在首爾市中心廣場的韓國球迷都看得如痴如醉，也穿上紅色的球衣齊聲大喊「大韓民國」，支持著他們的國家隊。這一片紅海，就是韓國足球的象徵。
每當每一次韓國足球代表踏進球場時，隨而之來便是狂熱的韓國球迷叫喊的畫面出現。或許我們會問：「為何韓國球迷會對他們的國家足球隊那樣瘋狂？」，其實，答案一早便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足球史上。
門戶開放與足球傳入
雖然國際上有所謂的「韓國起源論」，但韓國人一直沒有高傲地自創足球比賽是韓國人建立。根據歷史記載，韓國人第一次接觸足球，是從英人帶來朝鮮半島的。早於1882年時，英國戰艦飛魚號（HMS Flying Fish）抵達朝鮮半島的「濟物浦」（現即今天的「仁川」）時，希望以船堅砲利之勢來打開當時朝鮮王朝的門戶。就在英軍與朝鮮高宗談判之際，為了解悶，不少英軍船員在軍艦的甲板上踢足球，這就是韓國人首次目睹什麼是足球。其後，另一艘英軍戰艦抵達，這次船員不但可以離開船上，還到了一處叫「訓練院」（現即「東大門運動場」附近）的地方進行足球比賽，並吸引了大批韓國人留意。比賽過後，英軍球員留下了足球在球場內，不少小朋友便拿來當玩具踢來踢去，這就是韓國人第一次接觸足球。
1894的朝鮮甲午改革，當中包括的私人學校制度，是協助韓國足球發展的關鍵。改革開展以後，韓國國內建立不少私人開辦的學校，1885年建立的百濟學校，它們擁有韓國歷史上第一支校內足球隊，也在1902年於校內設置首個龍門架。從百濟學校開始，其他的學校如儆新高等學校、保城學生與徽文高中學校等等，都隨之建立了屬於自己學校的足球隊。其後，在1910年左右起，不少別的類型團體也紛紛組織足球隊，當中有大韓體育會俱樂部、隍城基督教男青年會、大昌體育會、日光俱樂部與青江體育會俱樂部等等。而這類足球會的建立，或多或少都是因為早期那些擁有足球隊學校畢業的學生，在他們畢業後再在不同崗位上組織另類足球隊，才會有此風氣形成。當中，尤以那些由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學校就讀的學生，他們深感有責任把西方發達的新思維與東西引入韓國，以幫助韓國人強壯起來，應對來自日本的入侵。
自強與反日的足球哲學
從1910年起後的35年間，積弱的韓國成為日本在東亞的殖民地之一。雖然被外人統治，韓國人的反殖抗爭卻從未有停止，他們更希望透過足球運動，一方面可借此來推廣愛國思想、培養國民身份，也可以鍛鍊出強壯體格來對抗日本殖民者。因而，在被日本殖民的期間，韓國足球依舊地擴張發展，更種下了以足球反日的獨有文化。
就在日治朝鮮半島期間，日韓也舉行了首次的競技足球比賽。1926年10月，當時代表擁有「常勝軍」美譽的朝鮮足球會，遠征東瀛並進行了8場比賽，取得5勝3和不敗的佳績，當中尤以2-0擊敗日本球隊 Tokyogosa的一役，迄今為止也是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場比賽，更也因而呼喚起韓國人的愛國熱情。
在整個20年代中，來自朝鮮半島的足球隊每每都能夠在球場上力壓日本的球隊，例如延禧專門學校足球隊曾經以4-1擊敗早稻田大學隊。另外，後來1935年，朝鮮足球會更首次代表朝鮮半島參與日本國家足球比賽，並取得勝利，這也是第一次由日本足球總會安排與韓國足球隊的官方正適比賽，別具歷史意義。
一直以來，韓國足球員往往在對陣日本的比賽中，更會出力地發揮出異乎尋常的拼勁，就如前韓國國家足球隊教練洪明甫曾言：「韓國球員應要抱著『摧毀』日本隊的心態作賽。當球停留在半空中時，更要拼死搶回來﹗」當然，洪明甫所說的可能只是口號，但早於20世紀初日治時期，那個年頭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也讓韓國人一早意識到擁有強健的體魄，與現代化的國家管理，才會使韓國變得富強，可抵抗外敵入侵。
正因如此，一間又一間的體育會便建立起來，它們也刻意透過訓練青年的足球技術和體能，灌輸民族主義與抗日的思想，而且，因為足球是團體運動，更能訓練球員的集體意識。但是，有見及此，日本殖民者也因而經常阻止韓國人學習足球運動，藉以打壓韓國正在萌芽的獨立思潮。
與北韓競爭的冷戰時代
結束了35年的日本殖民後，大韓民國也隨之而建立。獨立以後，早於日治以前已成立的「朝鮮足球總會」，也於1948年正適改名為「韓國足球總會」，並成為國際足協的成員之一。戰後，韓國足球總會首次派遣球隊參賽，是1948年舉行的倫敦奧運會。當時，韓國國家足球隊首仗5比3擊敗墨西哥，但第二場卻以12比0大敗給西班牙，結果西班牙也奪得那一屆奧運會的足球項目金牌。痛定思痛的韓國足球總會，希望在大敗後改革韓國足球文化，然而，卻因為一場發生在朝鮮半島的內戰，卻差點破壞了原定的計畫。
1950年北韓突然南侵進擊韓國，把朝鮮半島再次帶入戰爭狀態，但早於奧運會後便推進的足球改革，包括以年輕球員取代老化球員、重建韓國足球訓練制度，並建立一個從中學起至大學級別的足球訓練計劃，幸而在韓戰爆發時足球活動卻未有完全停止。1951年9月時，在韓國的聯合國軍隊（包括英國、澳洲、挪威、丹麥與土耳其等等），於釜山舉行了多國聯合國比賽；另外，韓國國內足球比賽也於1953年在麗水市舉行。可見戰爭並無冷卻韓國人對足球的熱情。
隨著韓戰結束，本以為韓國足球發展將會進入平步青雲的階段，然而北韓在國際足球的冒起，卻為韓國足球帶來另一波挑戰。決心要闖進在英國舉辦的1966年世界盃決賽周，韓國國家足球隊在亞洲區外圍賽卻要面對擁有29場連勝紀錄的北韓國家足球隊。那個時代的北韓足球實力，與著重技術與團隊組織的韓國隊踢法不同，他們標榜粗獷與體力化的足球風格。就是這種獨特性，他們成功擊敗了意大利，並殺入該屆世界盃的最後8強。
面對著如斯強敵，表面的原因是韓國國家足球隊為了避免「出醜」，結果宣佈退出參與該屆世界盃的比賽，更因此被國際足協判罰5千美元。但更深層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正值兩韓意識形態對抗最激烈的時期，韓國本來已在經濟表現上落後於北韓，如果在足球比賽中也落敗，會令國民失去對國家的自信心，更會質疑資本主義的國家體制。所以當時朴正熙最終選擇放棄出戰。
為了抗衡北韓足球的影響力，朴正熙政府因而於1967年2月下達命令，建立由韓國中央情報局統籌，以軍人為球員的「陽地足球隊」。陽地足球隊的名字，源於韓國中央情報局的口號「我們在黑暗的地方工作，來保護這片陽光地」。球隊中的足球員，全都是來自正在服兵役的軍人，他們需應付刻苦的訓練，而每月只有25,000韓圜收入。
經過長期訓練後，陽地足球隊最終在1969年的亞洲冠軍球會盃取得佳績，成功擊敗日本球會「東洋工業」，進入決賽。雖然在決賽中不敵以色列球隊「特拉維夫馬卡比」，但已在亞洲足球市場中闖出名堂。後來，陽地足球隊更衝出亞洲，遠征歐洲進行了26場比賽，獲得18勝2和6負成績。他們的優異表演，在歐洲市場作賽時，更曾經被歐洲球迷誤以為他們是北韓國家足球隊，足以見出他們的威力。
可是，隨著兩韓於60年代未開始出現和解與對談的局面，陽地足球隊也慢慢失去針對北韓的唯一價值，改為以對抗日本為主要對手。但是，自領導他們的韓國中央情報局代表金炯旭於70年代失勢後，陽地足球隊也隨即解散，也成為韓國足球史上的最大神話。
民族主義與足球結合
朴正熙管治韓國的十數年間，足球運動成功鞏固國民團結愛國的強心劑，也是國民除了為國家經濟建設以外，獨裁政府立心容許民間參與的主要活動。因而，雖然韓國在那些年民主大倒退，但卻讓足球擁有莫大的發展空間，在70年代起開始冒起。
1979年朴正熙被暗殺後，軍人全斗煥發動政變奪權成功，延續了韓國的軍人獨裁政權。深知挑戰政權的力量巨大，全斗煥巧妙地以開放運動市場予國民參與，來麻醉他們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傾向，足球也因而成為國家重點發展項目。1983年，韓國政府建立國內職業足球聯賽，當時有5支球隊角逐聯賽冠軍。第一屆的冠軍，是一來來自基督教團體的球會，叫「Hallelujah FC」，也是韓國足球史上首支職業足球隊。
職業化背後，也意味著商界介入足球市場的時代開始。自80年代起，韓國足球總會會長一職，一直都由財閥的領袖壟斷。在眾多位會長中，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韓國現代集團創辦人鄭周永的第六子，現時韓國國會議員鄭夢準，他一直把持著會長一職，從1993年開始，直至2009才退任。但透過財閥的注資，韓國足球的發展便如虎添翼地起飛，也開始在亞洲地區闖出名堂。
經濟上雖然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但一次又一次在國際足球舞台上的失敗，使韓國國家足球代表隊始終還是未能獲得國民信任。自90年代起，韓國國家足球隊放下傳統民族性要求，開始試任用外國藉教練，帶領重建韓國足球實力。可惜事與願違，克藍瑪（Dettmar Cramer）與貝舒維茨（Anatoliy Byshovets）都只為韓國足球帶來曇花一現的改變，一切直至2002年成功帶領韓國國家足球隊殺入世界盃四強的希丁克出現後，韓國足球的實力才獲得國際球壇認同。
那份對國家足球的自信與熱愛，最能夠體現在2002年世界盃嶄露頭角的韓國「紅魔鬼」球迷身上。就在日韓世界盃舉行期間，數以十萬百萬計，穿上紅色外衣的球迷，走到擺上大電視屏幕的首爾市中心街頭，共同觀看著韓國國家足球隊的直播比賽。他們大聲狂呼著「大韓民國」，唱著「阿里郎」，都是展露出足球已經與愛國主義二合為一。
時至近年，不論是在2012年倫敦奧運會中，韓國球員朴鐘佑在與日本的比賽後，高舉寫有「獨島是我們領土」字眼的橫額於球場上慢跑，向日本宣示擁有獨島主權；抑或是在2013年東亞盃足球賽中韓國隊對日本隊時，韓國球迷團在球場看台展露出一條標語：「忘卻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足球在韓國人眼中還是背負著嚴肅的民族責任。
這種把足球融入民族性中，韓國足球也處於如何把本地足球水平提升的矛盾中：一方面有言應該放寬韓國本土聯賽球隊引入外國球員的數量限制，讓更多優秀的外援來提升韓國足球水平；然而，另一方面，有言卻認為外援只會阻礙本地球員出賽機會，不應貿然開放市場。這些討論，正好反映出雖然擁有希丁克的成功案例，韓國足球還是被困於民族、外敵與開放等歷史包袱中，未能超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