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古希臘人把「勇氣」當成一種「公民美德」來構想的時候，他們腦子裏頭想的一定不只是個體面對僭主和獨裁者的勇氣，而且還是一個公民（甚至主要是）獨自面對其他公民以及整個城邦的勇氣。我們今天有時候會太過偏重前者，喜歡歌頌一個有良心有骨氣的知識人如何敢於對權力者說真話；卻忽略了他對自己的「伙伴公民」（fellow citizens）說真話，其實也是一件很勇氣的事。請注意，這裏所指的「真話」，並非客觀上一定正確，近乎真理的言論；而是發言者自己真心相信，以及真正表露出他個人信念與價值的話。
例如上回我們在瑞士內亞本塞州州民大會上看到的那個故事，少數幾個支持又或者喜好裸體健行的州民，當着全州熟人的面前公開偏好，無懼於身邊大多數人的異樣目光，也不怕他們的反對，以及以後可能會發生在己身上的排斥，就是要投票捍衞自己的看法。這就是「說真話」了。一個人在公眾領域的赤裸敞現。問題並不在天體健行到底對不對，合不合理；而在於肯定和否定他的人是否真的認同自己的抉擇。
膽敢如此直言，自然是種勇氣。由於運作良好的民主政體極需每一個公民都能暢所欲言，所以說真話的勇氣才算得上是具有公共價值的「公民美德」。不過，我們可以換個面向來看，這樣子的民主需要的，可能不只是每一個個人都敢跟不贊成他的大眾說真話，他最好還得降低一個人的恐懼，減少他說真話的成本。於是內亞本塞州州民大會那個例子所彰顯的，就不是那少數天體健行支持者的勇氣，更是其他多數反對者的寬容。也就是說，在這個場合底下說真話也許是不可怕的，即便你的意見太過偏鋒，即便你的對手是一大群朝夕共對的熟人，你也不必擔心他們以後會對你怎麼樣。該說其麼你就儘管說，說完也就算了，沒有人會把它掛在心上，和你斷絕來往。若以如此角度思考，這個有趣故事的重點就不是公民的勇氣，而是瑞士社會的成熟與開放。
所以漢娜·阿倫特在分析她心目中理想的古代雅典民主時，不只高舉勇氣，同時還標榜寬容，將它們並列為城邦必要的「公民美德」。然而，從勇氣推導出寬容，這只不過是理想上想當然的說法而已。古希臘人是不是真的那麼看重寬容，恐怕還難說得很，畢竟他們談寬容的文字要比談勇氣少得多了。
我不打算現在就開始追索寬容和政治的關係，更不想花篇幅考察古典文獻裏頭有關寬容的論述，因為在寬容這種德目出現之前，雅典人肯定得先處理另一個更基本的實際問題：那就是如何與和自己政見不同的人共存。活在民主城邦，身邊有許多不一樣的人，大家不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頭都有一致的意見。有時候，那些不一致的意見之間甚至會有系統的分別，形成了價值觀取向和政治主張的根本差異。面對這樣的情形，你該怎麼辦呢？大家剛剛才在大會上頭吵得不可開交，回頭卻得照樣生活照樣往來。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難題，在政治上相當成熟的雅典人不可能沒有仔細的思考。寬容之必要，可能只是這個思考的結果之一（因為你也可以選擇不寬容）。
從前我就着類似的問題寫過一篇叫做〈仇人也是鄰舍〉的東西，現在我想指出，這句話並非比喻，而是活生生的實況。就拿眼前「佔中」和「反佔中」的對陣來說吧，很多人都會發現身邊就有一些和自己看法完全不同的人，當兩個陣營對立得如此緊張的時刻，你該怎樣處理異見者和自己的關係呢？
如果你是一個政治取向十分認真，把支不支持「佔中」看成天大道德問題的人，你或者可以在網上替自己營建一個首尾一致的社群世界，比如說只看親建制的網站如「港人講地」，絕不點入已結束的「主場新聞」和尚存的任何親泛民網站；去掉臉書上所有支持佔中的朋友，只留下和自己一樣反佔中的同志。然後你就可以天天在上頭破口大罵對手是破壞繁榮穩定的罪人，「受外國勢力影響」的漢奸，並且莊嚴宣佈「漢賊不可兩立」。
可是當你一走出大門，用自己的雙腳走在這座城市的道路上時，問題就來了。也許你天天在那裏吃早餐的茶餐廳老闆就是個「罪人」，你要不要自此罷吃明志？也許那個會在你滿手雜物時替你開門的大廈保安就是個「漢奸」，你要不要在居委會上動議炒人？也許你的下屬是佔中義工，你要不要想辦法把他弄走？也許你的老闆資助佔中，你要不要勇敢地辭職？
「政治成熟」的意思就是在做政治思考的時候不抽空不離地，真實地視自己為政治參與者，真實地把自己置放在具體而現實的處境，看看自己手上的可能選項。鼓吹排斥大陸留學生的老師，應該想想如何面對自己班上的內地學生；認為遊客當眾排洩不是問題的官員，應該考慮事情發生在自己眼前時的反應。這樣子的思考，方有責任可言，方是政治成熟的體現。
如是思考，你可能會發現罷吃一家老闆支持佔中的茶餐廳，和呼籲業主們炒掉支持佔中的看更，都不是那麼妥當，因為他們畢竟和你有過不少美好的接觸。基於義憤跑去罵他們一頓，也不見得十分現實，因為他們不會挨罵之後就立刻恍然大悟。大部份人的選擇可能是乾脆避談政治，不和這些現實中的「鄰人」爭吵，晚上回家上網再去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單向地「鬧爆」那些沒良心沒大腦的家伙。不過這麼做卻又依然改變不了那些「鄰人」上的取態——他們根本聽不到你的聲音，你只是過了把癮，滿足了虛幻的良知虛榮而已。而且不算真誠地履行了你政治信仰所要求的責任。所以你可能會採用理論上在公共領域當中最常用的手段，那就是試着說服那些和你立場不同的人。只不過這也意味着你必須花時間去聽一些你不願聽的聲音，理解他們形成那種（你反對的）立場的由來。因為說服總是交談，交談則總是預設了對對方的深入認知。
這並不意味着寬容，寬容屬於另一層次，是之後才要處理的題目。當然，你還能有另一套截然不同的選擇，那就是景從我之前曾經在此介紹的施密特學說，把大家政治取向上的差異上升至最根本的敵友矛盾，並且以消滅對手為行動前提。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倒省事得多了，看見跑去當佔中義工的小伙子，就見一鑊打一鑊。並且不能只是單獨行動，不能只是鍵盤勇武，最好像奪權前的納粹那樣，組織「黑衫軍」，以暴力行動騷擾對手，逼得他們出走或降服。如此一來，才叫做貫徹了不共戴天的對立立場，才叫做真的忠誠於自己的言論。我不是開玩笑，更不是諷刺，因為這也是一個很實際的選項。如果有人很認真的實施這類計劃，那當然也是一種政治成熟的表現。最起碼，他真的把自己置放在實踐的脈絡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