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王小光@USP United Social Press 社媒
我看到熱愛小確幸、珍惜小日子的這一代青年們，越來越成為憤怒的一代。
我看到我身邊、臉書上原本不太關心政治的學生、音樂人、作家、文藝青年們，在過去幾年被一次次重大的社會不正義激起憤怒，走上街頭，痛罵政府，然後佔領立法院、衝向行政院，甚至成為別人眼中的「暴民」……
這一次佔領立法院運動的波瀾壯闊，我一方面驚訝於有這麼多人站出來，尤其是在年輕世代（當然沒有馬江政府驚訝），另方面我也知道這不是突然爆發，而是這幾年憤怒的累積。
這次的佔領運動確實是一場世代之戰，也是一場價值之戰。
例如，有大陸朋友跟我說，服貿不是會帶來經濟好處嗎，難道台灣年輕人不怕沒有競爭力？另外有人說，台灣可能是華人社會中，唯一不把賺錢當做幸福的社會。
這些問題的確是理解青年世代價值觀的關鍵。
在最近幾年，包括大陸、香港和台灣的人，幾乎都有一種流行的「共識」：台灣是個適合生活的地方，充滿了巷弄小店、咖啡店、微文創，台灣青年很「小清新」，喜歡追求「小日子」和「小確幸」，但是另一方面，台灣年輕人似乎沒有中國年輕人這麼積極、那麼有「競爭力」；早前幾年商業媒體對這個台灣青年競爭力不足的現象充滿了焦慮，老說上海比台北好，這幾年則似乎開始轉向去肯定這種新生活價值。
問題是，這種「小」的新價值是怎麼來的，因為這並非台灣本來的面貌。在不久之前，台灣仍是一個威權體制加上發展主義至上的國家，社會價值一元，從王永慶到張忠謀成為年輕人的偶像。
但過去十年，台灣進入了一個「後物質主義」的價值轉型。主要原因之一是當一個經濟體成熟後，越來越多人願意追求其他非物質層面的滿足。台灣相對於中國大陸，固然是鮮明的對比，但做為一個相對成熟的經濟體，台灣的新價值和生活方式和其他歐美國家其實並沒有差別太大：大家更重視生活品質，而不是不斷賺錢。
但除了經濟原因，還有一個重要的社會轉型過程：台灣在1980年代經歷了本土化、民主化和各種社會運動的衝擊──勞工、環境、性別、社區、教育改革等等，這些社會運動不只衝擊了威權體制，也帶來許多新價值，並改變了以往將發展主義做為最高價值的主流思維。
成長於兩千年後的世代就是這種巨大轉型的結晶：他們視民主自由為當然，毫無疑惑地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他們具有更多元的價值並質疑以往主流的成功價值，更把這些新價值落實在對生活的經營。他們不相信「幸福」是來自金錢的無限累積──無論是整體社會，或者個人來說──而應該是自我夢想的實踐。另一種說法是，在八十、九十年代本土化與民主化的大革命之後，過去十年出現各種「我的小革命」，改變這個島嶼的各個角落與各種社會關係。
這些年輕世代可能大部分對於主流政治是不感興趣的。因為成長於兩千年後的年輕人（如果以80後來說，最早的80後剛好在2000年滿二十歲，可以投票，而那是第一次政黨輪替），所見到的政治是令人徹底失望的，兩個主要政黨是老舊而陳腐的，無法回應新世代的需求與想像，因此他們更沒有上一代的藍綠包袱──他們當然和藍或綠比較接近的意識型態，但不會被政黨綁架，而台灣民主化之後公民社會的蒼白，很大部分是台灣的選民容易被政黨以認同進行政治動員，而沒有真正發展出強大的公民力量，也因此讓掌權者越來越傲慢，越來越可以背棄人民：看看阿扁在貪腐危機後可以訴諸深綠力量來鞏固權力，看看馬英九民調只有百分之九卻絲毫不擔心自己正當性低落。
然而，馬政府似乎改變了這一切。（當然扁政府時代的保衛樂生運動已經形成新的一波青年運動。）他上台後所推動的各種政策從對內的發展主義到對外的兩岸政策，都嚴重侵犯了這個世代相信的價值，逼的他們起來抗爭來捍衛他們的生活方式。2008年馬政府上台後不久所爆發的的野草莓事件成為一次象徵性的開始：陳雲林來台讓馬政府用人們沒預期到的強力維穩措施打壓遊行，野草莓們群起抗議。他們不是單純的反中，而是馬政府的鎮壓震動了他們，讓他們擔憂台灣為了和中國的交往犧牲了他們生來就有的基本自由，所以他們的口號「戒嚴體驗，全新感受」。而那一次，那些過氣的名嘴還是用傳統的藍綠標籤在理解他們。
之後，一個個關於社會正義的議題，從興建國光石化、苗栗大埔強拆、惡質都市更新（士林王家、華光社區），興建美麗灣飯店、到核四，都激發起新一波年輕人的強大憤怒和認識到體制的不正義。尤其，作為網路世代，他們不再輕易被傳統主流媒體所操控，而是比傳統媒體更迅速而豐富的消息。而上述這些議題，有許多都因為人民的抗爭或者司法判決而勝利，顯然馬政府是站在不正義的一方。而反核運動更從前幾年相對小眾的議題，到現在反核幾乎成為一個酷的主流。
這次馬政府強行通過服貿，再次嚴重地觸犯了人們的基本價值。台灣的年輕人並不是反對和中國正常來往，但是當執政者只是強調服貿協議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利益時，他們顯然不了解，年輕人真正擔心的是中國模式背後蘊含的那套價值，從威權體制到金錢至上的發展主義價值觀，會傷害了台灣青年所信仰的自由民主、多元生活方式，以及他們更在乎的小確幸的生活而不是所謂的競爭力。
發起運動的組織「黑色島國青年」在318佔領行動當天所發表的宣言就說：「我們相信，台灣是個可以讓青年實現創業夢想，開咖啡廳、開個人公司，可以靠自己打拼就能變『頭家』的創業天堂。」而他們擔心龐大雄厚的中國資本和背後的政治陰影會讓這些夢想消失。更不要說，這個簽訂過程的黑箱以及其所呈現出掌權者對人民的漠視。
因此，數萬名青年佔領議會和周圍，幾十萬人在330走上街頭。這是一整個世代的反抗。
馬政府的最大成就是讓一整代青年成為憤怒的一代，並成為真正的公民。前面世代建立了代議民主體制，推動許多舊秩序的瓦解，但並沒有建立起一個厚實的公民社會。因為作為跟著民主化鬥爭中成長的一代，他們很難跳脫藍綠框架，意思是兩大黨很容易用政黨認同來綁架他們的選民（老人們承認吧！）。
但今天這個三十歲以下世代不一樣，他們是台灣民主化以來真正沒有藍綠包袱的一代。這五十萬人站在凱道上，不只是因為他們對服貿的疑慮，對當權者玩弄民主的痛恨，更因為他們做為公民要來參與決定台灣的未來，要重塑台灣的民主價值；而結果是，他們的公民不服從行動不僅打開了整個社會對於兩岸議題的公共辯論，更可以讓執政者知道不能一意孤行，必須傾聽公民的聲音──希望他們聽到。
就在330這一天，新一代的批判性公民出現了，而這個島嶼的民主也在此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