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發生二十幾年未見的大規模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抗議反對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引起大量口水和評論，也招致陸港民眾圍觀。大陸民眾對抗爭行動，卻很少同情，網絡上一多半是負面評價，凸顯出兩岸之間同理心的落差。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以往看對岸時，存在太多的移情想像，另一方面，也是資訊傳播中大量充斥的控制和誤導，造成困難，令人不易同時追蹤長期和即時的變化。陸友評論，常常直接進入服貿協議可能給台灣帶來的經濟好處。這種視角，模糊並掩蓋了這次抗爭的關鍵點。
反“黑箱”
評論反服貿抗爭，首先要問的是，這份服貿協議，究竟是不是“黑箱作業”的產物；進一步還要問：國際間的貿易協定，必然都是“黑箱作業”嗎？
問題是，這份服貿協議的黑箱作業，實在是有據可查，並非從今年三月十八日立法院裡的30秒宣布“自動生效”才開始。事實上，去年六月服貿協議在上海簽字時，相關部會的評估工作還沒完成（甚至有些還沒真正開始）。只是到了臨簽字時，前國策顧問郝明義才將這個不為世人所知的密謀協議公諸於世。反對聲浪已起，政府自己的評估報告卻還沒出爐，而且國民黨本黨的立委還被蒙在鼓中！明擺著，這份協議，出自兩岸官方的政治運作目的，並非基於一個推演台灣經濟發展前景的實質性方案。
這件事最好的證人，不是任何反服貿人士或抗爭學生，恰恰正是比總統馬英九和閣揆江宜樺還要著急推動服貿過關的、前國民黨立委邱毅先生。邱毅在鳳凰衛視的台灣新聞節目裡批評馬英九識人不明，溝通不當時，特別指出，去年服貿協議卡在立法院之後，馬江政府才匆匆忙忙安排，舉辦二十場本來應該在上海簽字之前進行的公聽會。邱毅還特別舉例說明，在這些公聽會上，政府只會空口許願，根本沒有準備好回答質疑。這也不奇怪。相關部會各自的評估報告都還沒出爐，又怎麼可能迅速拿出不同產業之間協調補償的有效方案來呢。馬英九等人用打選戰文宣造勢的方式對待公聽會，本身已經表現出對民主體制基本精神的蔑視。
套用馬英九指責王金平的話說：這不是黑箱作業，還有甚麼是黑箱作業？！
同時，以為世界各地，但凡兩個經濟體的貿易談判代表簽署某種協議後，即使有程序要求，各方國會也只能一字不改地全盤接受，這樣的觀點，只能說明我們對世界各地的貿易談判實例有多麼無知。事實上，簽署後恐怕無法通過國會，是多邊貿易談判中經常遇到，用以抵制對方條款壓力的正當理由（或藉口）。談判代表草簽的協議，由於無法順利通過國會而長期延宕的情況，時有發生。甚至經由政府代表草簽的國際政治協議，都有可能因為通不過國會（或本國特設的公投）而最終無法生效。這樣的例子，在二戰後的國際交往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馬英九政府的談判代表混淆自己的草簽和終簽授權在先，如果不是馬英九藐視國會審查程序的實質功能在先，這樣的問題根本就不會出現。另一方面，這種無稽之談能夠在大陸成為反感台灣抗爭學生的理由，也說明權力在大陸長期不受民意轄制的政治現實，已經內化到本該承擔轄制權力責任的民眾心中，難免令人悲歎。
從這些事實來看，台灣抗爭學生要求馬英九本人向全民道歉，有著十足的政治正當性。過去九個月裡，馬英九強行蠻幹推進兩岸服貿協議的種種言行，已經嚴重威脅到台灣民主政體的根基。他不出面承擔責任，台灣立法和行政之間的合理分際，將受到難以修復的重大變更。
“拼經濟”
由於這些程序上的關鍵疏失，馬江政府在過去半年多採取的主要應對措施，就是迴避程序問題，集中宣揚兩岸服貿是台灣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果真如此嗎？
事實是，馬英九當政以來的六年裡，從 ECFA 到服貿協議，推動兩岸經濟整合是他唯一一項自始至終堅持的經濟政策方向。但正如持續觀察台海情勢的倫敦經濟學院教授所指出，這個單一方向並不足以構成政府據以施政的基本經濟立場。與此前的陳水扁政府相似，馬政府從來沒有明確考慮過調整台灣經濟發展的全面規劃，也就談不上如何在保證台灣發展規劃的基礎上和島外各方進行貿易協商。只是在2011年競選連任時，受到蔡英文“十年政綱”和宋楚瑜主攻中下階層的選戰壓力，馬英九才匆忙拋出一個“黃金十年”的口號。一旦當選，這個口號就消失不見了。
時時處處優先政治考量，為短期利益而放任乃至犧牲經濟長遠規劃，成為台灣民主化以來最重大，也是評論者和政黨政客們通常視而不見的最深層的問題。十幾年來的兩次政黨輪替，逐漸消耗掉以前經濟起飛時的中小企業遍地開花，也消耗掉大陸開放前期的紅利均沾效應。隨著製造業為求廉價勞動力轉戰大陸，台灣經濟在新世紀的十幾年裡，進入兩極分化的服務業時代。一方面是小商家為主的庶民經濟，一方面則是財富高度集中的大財團，致力於金融地產業的豪賭。
就在學生佔領立法院的前幾天，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出一份 23 個國家裙帶資本主義的分析報告。報告結論的主要指標是億萬富翁（billionaire）收入佔國民收入總值（GDP）的比重。與 2007年相比，台灣 2014年退步了兩個名次，即，島內財富集中和收入兩極分化狀況，在密切台海經濟合作的過程中，更加惡化了。
持續關注台灣狀況的人，看到這樣的調查結果，應該不會太驚訝。馬政府旨在吸引台資回流的“鮭魚返鄉”計劃，回流資金絕大部分進入了房地產業，實際上進一步惡化了庶民經濟的生存環境。大商家吞併中小家族企業，創業空間緊縮，青年就業困難，這些正是目前學生抗爭的大背景。即使拋開程序正義不談，馬英九要推動服貿協議，也必須超出他慣用的文宣手段，正面回應經濟政策立場方向等方面的質疑。
這樣的辯論和回應，是民主體制決定重大經濟政策時，不可迴避的根本政治問題。不管兩岸之間關係是如何定位，也不論服貿協議怎麼會既不是行政命令，又不是國際條約，朝野兩大黨都同時有責任，藉此為經濟長遠發展規劃藍圖規劃，並以（相同或不同的）願景規劃立場為準，對協議內容進行實質辯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目前的青年學生抗爭，絕不僅僅是為他們自己的世代爭福利。他們確實是在勇敢守衛台灣民主的根基。
作者王超華為留美獨立學者，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