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轉自蘋果日報網頁）
年多前因為反國教再次踏足中學母校，跟一位很疼愛我的舊班主任閒談，她說到的一句我較為深刻。「你硬要問我驚唔驚佢地（共產黨）接管香港，認真答你我當然驚啦，但我地又做到咩？」。很多謝一位老師以最真誠交心的態度向我答話，這也是香港普遍大眾的心態，我們還可以做到什麼。當時的我第一個反應是「哪我們就什麼也不做好了？」，這對話我記著到了今天，若是兩年前年少氣盛或許會莫名憤怒，也覺得多虧這樣的上一代今天才會如此陷於困境。棱角漸漸磨平，沒有當初的意氣，卻仍保留一團不滅的意志，我相信總有些事我們能做的，這也是該認真思考的問題。
香港人有一禁忌，怕得好像小說哈利波特的佛地魔一樣，連它的名字也不可以說出來，只可以說「佢地」。我們一邊不相信「佢地」，但又一邊盼望「佢地」會變好，中國會真正的強大，「佢地」是共產黨。談到這個話題，大概有些人已經會自動轉走，「佢地」是不能討論的。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現像，人類是多麼的矛盾，自八十年代初共產黨有意收回香港，這場內心鬥爭就開始，不信與盼望無間斷的角力，當然這其實也是一個「天仙局」，中英相方都不希望製造恐慌而令大量資金流失，於是用不同的方式一邊安撫一邊欺騙香港人，以致這種無形角力持續到今天。我們一邊記著六四有多少學生在天安門被屠殺而年年到維園，一邊天真地相信「馬照跑，舞照跳」、「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一國兩制」等等的謊話連篇。
由中英聯合聲明起草的一刻，對香港的統戰早就開始，要不然英方怎會批評自己想有多詳細寫多詳細，中方卻想愈簡單愈好。這是因為字愈少，傳譯的方法愈多，任意改動自圓其說的空間也更多，中英聯合聲明事實上並不表達雙方共識，反而是突顯中英分歧。註1 而基本法起草又是另一場騙局，當時因為六四而令有良知的委員會成員退出，剩下的當然就是埋沒良知的（或沒表態的）。結果就是基本法23條與45條的出現，成就今天普世認同下的民主程序（包括提名權、參選權、被選權和投票權）竟然會與香港的憲法基本法對立，雖說有法律傳譯的空間，但這對立明顯是有意制造的。
若我們現在為將來想一想，希望下一代的生活至少不比現在可怕，我們今天就得要承認一點：「共產黨早就打到黎」。傳媒人受襲在香港不是第一次發生，或許又會有人要我拿出證據是「佢地」做的，我沒有。我只可以說香港人是不會對一個謙謙君子的劉先生刺刀的，風險高效益底，若是有醜聞在身就是已揭發，滅口只能圖一時之快，熟知香港運作的人都明白，死一個人並不會影響機構營運。這六刀是帶著仇恨的，而且是有目的要警戒的，關於國際調查記者的推論很合邏輯，我著實沒有其他頭緒。
還是不認同的，我們放眼一下中華大地，有多少個記者多少個例子需要舉例，多少維權律師多少上訪人士有比劉先生更悲慘的遭遇，即使這一件事是唯一的例外，我的無據猜測錯誤，仍改變不了千千萬萬個案例，這是「佢地」的本質，打壓異己、唯我獨尊。有些事情大家也呼之欲出，只是改不了的逃避心態驅使我們不敢說出口，自欺欺人地活在營營役後的生活當中。說實話，我連想像一下都不敢，三十年後的香港會變成怎樣，失去「五十年不變」的金身護法，更多人理直氣壯地說民主、人權、自由只不過是西方打壓中國的理由，香港並不需要。
香港正逐漸消失，民主的將來不用說，法治、廉潔備受考驗的同時，新聞自由正被收窄，若我們不再承認，不久的將來香港只會變成香港市，感謝香港市委書記梁振英的領導。對於我們又可以做什麼，我先不予置之，每個人也有不同的崗位可以去做，但在選擇之前，第一步應做的是認識一下自己，認識一下自己的文化形成過程，認識一下自己真正認同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然後才決定做什麼也不太遲。
註1前港府政治顧問兼英方談判小組成員衛奕信（David Wilson）憶述：「我們希望制定出猶如《大英百科全書》般詳盡的協議，但中方想要的，卻是一份兩三頁A4紙大小的文件。」, 《香港簡史–從殖民地至特別行政區》（A Concise History of Hong Kong）, 高馬可（John M. Carro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