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憤怒在公園裡團聚﹣記土耳其終於來臨的起義

憤怒在公園裡團聚﹣記土耳其終於來臨的起義

慣了以報紙新聞電視送飯的人會知道,常被西方強國引用,作為伊斯蘭世界中,體現民主、共和精神的成功例子的土耳其,最近在首都伊斯坦堡,發生了繼阿拉伯之春之後最大型的無產階級抗爭,因而成了國際媒體的焦點。有趣的是,由於它勢頭強勁的經濟發展、「穩定」的民主體制,土耳其一直被說成埃及、突尼西亞和利比亞等國家應加以學習的榜樣。說到底,正義與發展黨(AKP),自2002年勝出大選當權至今,得到全國過半數的支持,勢力基礎主要來自貧農以及穆斯林商人。縱然在1980年的軍事政變之後,土耳其的政界一直被軍隊所操控,在經濟場域中,越來越關鍵的卻正是貧農以及商人這兩個群體。在近年抗爭潮爆發之前,土耳其好比是一個集體抗爭的黑洞,人民的腳步因為多年的軍權統治而疲憊不堪,生活被AKP將土耳其與國際經濟體接軌的現代化大計牢牢脅持。

只要對這個時代有最基本的理解,該會知道一個國家要在全球市場保持競爭力,必然要作出種種調整:全面地私有化國有工業,以勞工法例將勞動非正規化,令無產階級能更「彈性地」讓市場予取予求;城市空間的去工業化、士紳化,打造讓資金自由進出股市房市的「國際都會」。監控網絡的建設,將城市劃分為一個個界限清晰、控制之內的區段。各有自身歷史的佔屋據點、內城貧民區,以及公共空間,通通要以更新為名全部消滅,成就一個為有錢人而建的的迷宮,只剩公路、公寓和商場,越來越不適合人類居住,越來越多人迷失其中。在AKP涉獵極廣的經濟和文化改革工程之下,污染成了環境的一部份,交通意外是大家默認了的必然犧牲,生活成了帶動資金的人流。

故這次土耳其政權與在伊斯坦堡、安卡拉、伊茲密爾的示威者的衝突,不只是因為一系列大型基建引發的環境問題,更是一個社會生態的問題,關乎城市中的各種社會實踐,關乎以「現實」和「可能性」交織而成,可持續的各種共同生活形態。由奧圖曼帝國解體後,遷徙到安那托利亞的流亡者所組成的土耳其,至今仍是多個種族、信仰和文化﹣﹣庫爾德人、阿列維派教徒、阿美尼亞人、猶太人、希臘人﹣﹣共存的一片土地。而AKP在這場內戰中的軍事目標,正是這生態中所有有違國家主導、凱末爾(Mustafa Kemal)式「發展」、「現代化」的生活形態。為了「大土耳其」之夢,任何企圖抵抗的文化或族群,都必需被徹底根除。

在這篇短文中,我們將嘗試略略梳理這次土耳其集體反抗事件爆發的脈絡。這個報告是我們花了數個無眠夜,周旋於土耳其歷史庫和Twitter、Blogspot上新消息之間的成果。整理、翻譯需時,追不上媒體/facebook的風潮,但我們相信與政權、資本的抗爭無所謂過時,也不會隨著媒體的三分鐘熱度而完結。

也要申明,作為一個全球市場文化的消費者,除了幾杯Raki下肚之後跟土耳其餐廳老闆有的沒的閒聊、幾個當地的作家、詩人和導演之外,本文的作者對土耳其文化一無所知。是故,若文中有任何錯漏,還請指正。

每次在主流傳媒讀到任何涉及社會抗爭的報導,我們必需記得——任何企圖解釋群眾起義、將其定性的嘗試,都是在遮掩一個更根本的問題︰老掉牙的階級鬥爭。新聞報導對這次伊斯坦堡塔克辛廣場和其他街道上的抗爭的解讀,口徑幾乎一致:這是一幫透過網絡和西方媒體,連結了全球市場下「世界(大同)主義」的文弱青年發起的動亂,以反對AKP被軍政府壓制幾十年後企圖復興一個父權、保守、伊斯蘭化的土耳其。幾個環視Gezi Park的wideshot,再剪輯一堆土耳其中產自由派的感言(其中幾位,許在2001年每星期被軍政府動員參與打擊AKP「共和大遊行」時,已有過上鏡的經驗),從兩三分鐘的報導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十分合理。

但這觀點有多可信?把這次土耳其起義,描述成人民對國家穩步伊斯蘭化的反撲、對以凱末爾為首的進步主義軍國的報復,又有多準確?這正是本文嘗試探討的問題。而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血腥立國的歷史,或可作為我們的第一個線索。奧圖曼帝國時期逃亡到安那托尼亞的其實是一個包含不同種族、信仰和文化的混合體。猶太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埃及人也住在她的國境之內,而這些少數族群普遍接受當時正在歐洲傳播的社會主義原則。在1915至1923立國期間,流亡的土耳其人於一戰時為了向俄羅斯軍隊投誠,屠殺了一百至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同時,亞述人、希臘人等少數族群亦正遭受全面的種族滅絕政策所威脅。至今,土耳其政府仍然拒絕承認這段歷史。終其一生想促成亞美尼亞與土耳其和解的亞美尼亞作家和行動者Hrant Dink,因為暗示凱末爾的養女是亞美尼亞人而被殺害。 另一段更少人提及的歷史是,在工業化剛起步的土耳其,布爾什維克不但鼓吹打壓國內獨立左翼的發展,更是全力支持凱末爾;中產國族主義者,對當時的蘇聯是極有價值的戰略盟友,有助布爾什維克拓展對外政策。

(有關土耳其勞工這段關鍵的歷史,請看Loren Goldner這篇文章︰http://libcom.org/history/socialism-one-country-stalin-origins-reactiona... )

Goldner在這篇文中大書國族主義,引入自19世紀歐洲,源於費希特(Fichte)對「人」和「地」的浪漫信仰、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和雅各賓派(Jacobins)的「公民宗教」。國族主義的狂躁、非理性與它的對家——宗教原教旨主義其實一樣黑。明顯不過的例子就是,土耳其國民仍舊擁戴、尊崇立國時把左派自治論者下獄、迫害、謀殺的精神領袖凱末爾。在蘇聯沒有反對之下,在1920年成立了一個由國家資助的「官方」共產黨,迫使每個軍人、工人入黨並遵循它的政策,否則終生監禁。自這些清算和屠殺開始,土耳其共經歷三次軍事判變。而AKP在2002年上台後一直試圖修改1980年(軍事判變後)政府成立的憲法(在議會內,AKP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為賦予總統更大實權的新憲法起草)。土耳其軍隊,早以武力鎮壓庫爾德人、凱末爾式政教分離主義(如強行抹去公立學校內的所有宗教符號,或形容戴頭巾是宣戰的象徵)而臭名遠播。然而它只是這國家的象徵性部分,是體現要抹殺任何差異和異質性的部分。

時間回到現在。

上星期,南華早報刊登了一個在香港的土耳其流亡者淒切的報導,他解釋這次反抗是甚麼一回事之時,非常肯定的指出AKP如何介入每人的日常生活,強行剝奪一個具包容性的、政教分離的文化,而這些文化幾乎是土耳其共和國的同義詞。以上種種都是現今廣場上的人所不滿的。這篇報導令人想起西方媒體對伊朗綠色運動的迷戀︰一個由年青人帶頭、有個喜愛鏡頭、擁護「自由民主」的發言人、相信公平選舉多於內賈德退步、歧視女性的宗教民粹主義。事實上,每一個經歷「阿拉伯之春」的國家都有這樣的主旋律︰穆斯林世界是時候「向前走」、擁抱西方民主精神。那股變革的怒火隨著阿爾蓋達、聖戰那種精神病的、自毀的末日論到達頂峰。然而,這些文章中卻鮮有提及那些「民主世界」的盟友支持把卡達菲、穆巴拉克、阿薩德等人拉下馬會得到甚麼好處,又或者阿爾蓋達源自於突擊部隊,以廉價槍械和宗教原教旨主義餵養,是為了在阿富汗與蘇聯戰鬥。更少提及的是其實伊斯蘭教很難說得上是獨大、同質的實體,我們對它的主要認知是自殘傾向、辱罵、壓迫女性、由狂怒的毛拉(對老師,學者的尊稱)主持,他們能鼓動嗜血的宗教狂熱分子向篡改經文的異教徒抽刀。這些對伊斯蘭教的恐懼令可蘭經無人問津,實在悲哀。更可悲的是,這些西方詮釋的可蘭經多出自藏身五角大樓的寫手(如Samuel Huntington)、來自穆斯林世界的難民暢銷作家(如Ayana Hirsi)或是如鬥牛梗一樣的媒體(CNN和新聞周刊的Fareed Zakaria)。那個針鋒相對的西方啟蒙世界,致力把不容異己、愚昧和「伊斯蘭」混為一談。Huntington的千禧仇外巨著《文明衝突論》(Clash of the Civilizations),便把主張民主聖戰硬套蠻夷的外衣,以社會科學的姿態,不斷示範在「民主世界」以這些睿智的觀點供養西方種族主義是大有作為的。而對傳統的無知也是構成西方文明的明顯因素,基督教就是一例。基督教被內部矛盾、教派分裂和異端所撕裂,而基督的福音孕育了自由精神運動到英國革命時的Ranters,以至聖方濟、加爾文和馬丁路德。當我們看到在伊朗的伊斯蘭力量時,也不要忽視它面對自由論者和女性主義者傾向詮釋的伊斯蘭也受神秘的蘇菲派傳統所影響。

媒體縱然想把土耳其的暴動,說成進步的世俗主義與落後的伊斯蘭主義的對壘,但見相片中遊行集會中圍著頭巾的姐妹,「反資穆斯林」的聲音傳到世界的這一頭,不難推翻。這種說法完全搞錯了AKP的本質,它根本一點都不「落後」,更是徹頭徹尾的(後)現代,結合了新自由主義、凱末爾式的民粹主義和保守的社會價值於一身(像Ahmadinejad和Erdogan在穆斯林兄弟會和真主黨就有不少熟人,AKP亦是靠著「補助」貧農起家的)。中國與新土耳其十分相似,大型的私有化、生活空間不斷被剝奪,規訓勞動階層的政策越見嚴厲,以成就每年GDP的升幅,吸引國外資金,投入以公開、獨裁的暴力維持秩序的各大城市。

像中國,國外熱錢不斷湧入土耳其的大型基建企劃,教已然龐大的房地產泡沫繼續膨脹,令已然過剩的停車場、橋、運河和機場越加過剩(紀錄片Ecumenopolis(2011)中有些空鏡環視在2008年經濟危機荒廢了的辦公室和公寓,巍然獨立於都市沙漠之中,令人不寒而慄)。像中國,這一切都在完全沒有任何諮詢的情況下雷厲執行。Ecumenopolis一片亦紀錄了政府官員如何為了打造一個「國際都會」,完全無視環境和建築人士的專業意見﹣﹣片中一個工程師指出伊斯坦堡的一些地區的樓宇不能高於六層,報告被官員大筆一揮改成可建十層。文化場域同樣被干預,AKP一直嘗試落實一條在晚上10時至早上六時禁止賣酒的條例,同時將喝酒的合法年齡提升至24歲,不准酒商在公眾地方賣廣告。Erdogan亦常常對土耳其的無線劇評頭品足,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他強迫一套流行電視劇改掉未婚情侶同居的情節,最後他們在大結局痛改前非宣佈結婚。另一套電視劇亦因將一個奧圖曼的君王描繪成為比起好戰更為好色的一個酒徒,被他公開譴責。

再加上一直以來Taksim Gezi Park也是伊斯坦堡社會抗爭的震央,城市中心一個不斷被全球資本宰割的綠洲,血跡斑斑(1977年與政權的抗爭,30個學生在這公園被殺)。是故將土耳其的暴動說成世俗主義與宗教之爭,實在是極為粗暴的將事件簡單化。正因為政權的爪牙抓不住這個公園,即使不是經常使用它,對住在伊斯坦堡的人,Taksim Square代表的是改變、相遇的可能,象徵著與一切逸出秩序的差異和可能性,不能計算、不能量度、不能預見的所有。

由一向政治冷感、沒有團體背景的學生(土耳其失業大軍一員,被迫與來自經濟低迷的西班牙、同樣受過大學教育的青年爭奪工作機會)、馬列主義者到無政府主義者、主婦、廢青、國族主義者到球迷,聚集在Taksim Square的示威者,跨越任何可能把他們分開的意識形態分歧,以「反政權的社會」的名義站在一起,向市場及其傀儡報復。這並不必然代表他們想廢除政府﹣﹣他們其中有不少仍對軍隊復闢懷有期盼,也有人較親共和黨,或依舊執迷於列寧主義式的權力爭奪。即使如此,新自由主義這個天大謊言的實相,他們全都有親身經驗過,他們都知道那些由戴卓爾、雷根之流編出來的神話,什麼「大市場小政府」、「市場會自動調整」,全是廢話。政權對人民的高度監控和打壓,對市場原教旨主義來說是必要的。

故此,正在土耳其發生的一切,是官僚高壓政策的傳統與不同生活形態之間的鬥爭。不論是凱末爾主義的軍事政府或是其後現代變種AKP,土耳其政府一直企圖消滅一切差異的互為影響(play of difference)以及各種生活形態。以操控極其保守的異性戀教條(Erdogan的社會改革大計中要求女人必需生育至少三個孩子,而中產家庭則最好生育五個),禁絕一切將穆斯林去中心化、酷兒化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必需將神學帶進這個討論,因為AKP的攻勢針對的是所有的「異教生活形態」,不符合AKP霸權規範的一切﹣﹣酷兒情慾、女性主義、反主流文化圈子、貧民窟的社區、拒服兵役的人、表達異見的作家和記者、叛離國家工會的工人團體(Tekel工人曾在2010佔領工會會址,宣言工會若不加入大罷工,就會放火燒掉工會;土耳其航空公司工人亦在2011年成立了獨立於工會的罷工委員會)。這一切越軌的都被AKP的代表說成「邊緣、外在因素」,不容於這新的「大土耳其」。

你可能會問,在Taksim Square開展的運動,是否指向更廣泛的、甚至全國對政府鐵腕統治的憤恨?在Erdogan政府面前的,能否算得上是一個嚴峻的管治危機?6月13日警察攻入Taksim Square之後,Erdogan在一個訪問表示一切都是國際媒體針對土耳其的陰謀,相信電視新聞的人一定會誤以為整個土耳其都戰火四起,瀕臨崩潰。當然我們知道,Erdogan政府監禁的記者比起任何其他政權都要多;在Gezi Park煙霧彈處處的同時, CNN Turkey播的是企鵝紀錄片;在6月13日報導違反AKP言論的電視台在同日被政府宣令閉台。但這次他說得不無道理,伊斯坦堡雖然是土耳其經濟的重心城市(它的GDP是土耳其第二大城市的17倍),但只是眾多城市的其中一個。在農村多的內陸,AKP的霸權仍是牢固得很,Gezi Park的豐厚歷史、因它而起的抗爭可能相對沒有那麼重要。對伊斯坦堡的上一代中產人士和因經濟重組而得以向上流動的基層市民來說,AKP代表的是繁榮和穩定,以及經歷過軍事政權官僚組合式的漫長統治之後,急不及待的現代化。在文明的跟前,土耳其的人民應當無怨無悔,承受伴隨這計劃而來的一切不良後果﹣﹣肆無忌憚的隨機拘捕、勞工政策的大幅改動、公民自由的不斷萎縮。

雖然身處伊斯坦堡的人,對當地媒體不可靠的報導,都存有一定戒心,但在塔克辛廣場的示威者,仍會擔心身在土耳其郊區的居民,未能上網或接觸到國際媒體的資訊,而只可看到本土的報導。不過,從伊斯坦堡的運動開始,不同的報導亦指出土耳其的其他地區,如安卡拉、伊斯米爾、宗古爾達克、孔亞、伊兹密特等各地都有示威。除了首都安卡拉Kuğulu Park的佔領仍然持續、且面對比伊斯坦堡更暴力的打壓之外,其他地區的示威情況,是否如伊斯坦堡的人們一樣堅定,則至今仍未清楚。

另一個未知是,在塔克辛廣場的示威者,主要是沒有政治組織背景的年輕人,但我們仍不清楚,他們跟其他在街上、和守衛著比錫達斯的路障的工人之間的關係。KESK發動了一次總罷工,但至今仍未有其進展的消息。而五金行業的工人亦曾宣佈六月罷工(詳情可見:http://en.uidder.org/ ),亦有機會牽涉這國家最大出口業,超過十萬工人。不少伊斯坦堡的朋友亦證實,有不少庫爾德族人出於自願地參與示威,非受庫爾德工人黨(PKK)指使,而該黨早已聲言不會參與這場運動。事實上,在軍政府長期高壓管治庫爾德族,做成90-00年代在土耳其東南部長期的內戰,而AKP是首個執政黨嘗試在2013年初,與庫爾德族商討和約。有見於此,身在獄中的PKK黨領導Abdullah Ocalan,下令停止攻擊和脫離土耳其共和國的行動。具體上,到底有多少庫爾德人,違反PKK命令而投身於今次運動中,至今仍未清楚。無論如何,這次運動中的行動者,都必須思考如何連結不同種族和階級的人,包括:自2010年特克勒煙草公司罷工開始,不斷發動鼓舞人心的行動的工人階級;佔全國人口一成,且對第三條橫過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之命名,極為不滿的阿拉維派(大橋將以奧圖曼帝國的國王Sultan Selim the Grim為名,而該暴君於在位期間曾屠殺過萬阿拉維人);以及對AKP提出的和約,抱有不滿或懷疑的庫爾德人。

無論往後的事態發展如何,無可否認,這是伊斯坦堡的人們,自80年代軍政府的統治以來,首次逼使軍警退離塔克辛廣場。這亦是土耳其首次,非由軍隊或政黨策動的社會運動。但這並非說,這運動不可能被國家政權所收編,而實際上,現況的發展亦很可能出現這個走向。總理Erdogan在國際傳媒面前的強硬姿態,令本來新商場中的六間跨國品牌,表明不會進駐;亦令投資者的信心,插水般下跌。AKP黨內的溫和派,向塔克辛廣場上的示威者,建議推選一批代表,與政府談判以便結束佔領。各地的評論人亦鼓勵示威者,組織起來,加入共和人民黨及其他反對派系,在社會民主選舉中挑戰AKP的領導地位。在首次與示威者談判前,Erdogan向塔克辛廣場大規模施放催淚氣體,破壞了談判的氣氛。但這並不代表,往後的談判不可能有進展,而其後果亦不可估量。會否令運動分裂成:由政客和組織官僚領導的、傾向建制的力量;與游擊式的街頭巷戰,在另一方面推向未知的方向,連結不同行業的罷工,甚至如部份西方佔領運動般,開始建立實質的佔領據地?這能否逃出建制的政治遊戲黑洞,成為多樣化的、自主的無產階級運動的開端?這場運動,到底能產生怎樣的力量?

無論如何,即使當街頭的戰火熄滅、路障被移除、一切生活無可避免地回歸日常,我們至今看過的任何消息和報導,均無法不提及在街上出現的奇妙氣氛;在塔克辛廣場的營區中、醫護人員在各臨時救護站中挺身搶救受傷的人(政府不准示威者到公立醫院,並對救助示威者的醫護人員採取法律行動);長期在AKP統治下麻木冷漠的土耳其人,都跨越了固有的意識型態、階級和種族的界限,向對方展示善意、柔情、慷慨和團結。儘管這個奇蹟未必能帶來任何實質的改變、即時推翻Erdogan的統治,甚或示威者的訴求亦未必能夠實現。但這次的運動,動搖了AKP十一年來建立的不敗神話,甚至比過去三年的工人運動、和兩年來的學生運動,造成更大的震撼。縱使Erdogan仍然聲稱,除了部份邊緣的勢力、和少數凱末爾主義者之外,土耳其人仍然一致地支持,這個將他們變成活死人的世界、這個由經濟、盲目的愛國主義、和後奧圖曼的「大土耳其」幻象所支配的世界。這種說法,已經再沒有說服力。土耳其人過往默許了自己被宰制的命運,因而活於被動、孤獨、痛苦和惶恐之中,這同樣也是我們長久以來,身為帝國附庸的命運。而今,他們悔悟了,他們起來向這一切發動致命的一擊。抗爭到底!

正如我們在土耳其的同志——革命無政府主義行動者所說:
Everywhere is Taksim! Everywhere is Resistance!
每處也是塔克辛!每處都是反抗!

最新消息:在撰寫本文的時候,土耳其持續發生的種種,亦對文中的分析,構成一定的質疑。Erdogan對塔克辛廣場的佔領者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們在16/6前難開,否則便會武力清場。連日來的暴力打壓不斷升溫,將局勢推向更瘋狂的地獄,從網絡和國際媒體中均不斷流傳有關的消息:四名為示威者提供治療的醫護人員被捕;水炮車注入胡椒噴霧和液態催淚氣體,混成橙色液體發射,令警察更容易追捕;更大規模在旅遊區、鄰舍、交通要點、私人旅館、甚至醫院,發射催淚彈;AKP指派暴力分子揮刀襲擊街上的市民;伊斯坦堡和安卡拉連日來大量施放的催淚氣體,已令軍用的防毒面罩也失效,因為空氣中已沒有足夠的氧氣可供過濾。

與此同時,Erdogan在過去幾星期內呼籲過半的土耳其人支持政府,包括發動支持者在陽台掛上國旗;招聘暴徒浸入示威群眾當中,進行自殺式的暴力行動(如那批拋擲汽油彈的中年禿漢便是一例);甚至更直接地,刺殺和殘害示威者。此刻,就我們所見,在塔克辛廣場上的士氣已逐步下跌,面對警察大規模的打壓,人們的主動性開始降低。示威者發出一系列對政府的訴求,包括對警察的暴力導致傷亡進行調查、無條件釋放被捕的示威者、及立即停止重建蓋齊公園的計劃。在行動策略上,有人提出保留小部份人在蓋齊公園,然後分配其餘的佔領者到城市的各個角落,參與看守各處的路障、協助各個臨時醫療中心、和發放消息。但是,持續的暴力已令很多參與者(特別是首次參與抗爭的人),對前景感到迷惘。示威者的「代表」(其推選的過程極不明朗),與政府進行閉門談判,而更多人仍不斷從市郊湧入伊斯坦堡,佔據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橋。伊斯坦堡所有主要的通道均設有示威的路障,勇敢的人們抵擋著水炮和催淚彈,一路高歌吶喊。Erdogan希望盡快結束事件,啟動法律程序,指有關商場的爭議已交由土耳其最高法院處理,並會遵循法庭的決定(但http://turkishawakening.com/ 的博客指出,聲明隱含的意味相當可恥,Erdogan作為國家最高的權力高於一切,甚至可「選擇」不遵循法庭的判決)。在表面的策略上,他把塔克辛廣場的問題,交由「中立」的機關決定,同時這亦是Erdogan對示威運動在公眾間的道德形象的一種攻擊。

這些消息,我們在振奮和憂慮中徘徊。看著即時新聞、Blog和Twitter的消息,我們都不能預計下一刻是恐慌,還是安慰。一切似被懸置於天枰上,而在土耳其街上、不斷為自己的生存而奮戰的人們,都為我們帶來很大的鼓舞。我們,作為一群熱衷支持的圍觀者,在地球的另一邊注視著。我們沒能幫得上忙,惟向土耳其的人們,寄上我們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