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明報》
今年六四，風波不絕。日來各方爭論熱鬧非常，眾聲喧嘩，看少幾日面書，就可能跟不上形勢。這場大辯論，初則由一些叫香港人「告別六四」的所謂本土主義者提出，後又因支聯會「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八個字被指定為大會口號，使爭論螺旋式的升溫。在這場爭論中，有人認為是香港人本土意識的上升，所以產生要和「六四」切割的情緒所導致，然而如果你細心追蹤這些要大力衝擊六四晚會及其主辦組織支聯會的言論，你就會發覺， 他們真正想與之切割的，只是一直把持六四話語的民主派。
筆者這幾年來，每年都有去六四晚會，然而絕對談不上是支聯會的粉絲。甚至相反，筆者肯定是歷年（特別是一九九○年代）最積極批評支聯會及民主派的評論人之一，所以筆者沒有任何動機為支聯會辯護。可是，近來對民主派領導香港民主運動失敗的批判，往往只集中在批評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而支聯會之所以受到某些本土主義者的敵視，也正因這個組織被視為集中地體現了民主派的「大中華情意結」。對這些認為「族群鬥爭，一抓就靈」，想一朝醒來能與中國告別就天下太平的本土主義者來說，「告別六四」便變成了推翻舊的民主派，讓本土主義成長，最終以本土派取民主派而代之的前提。
民主派失敗歸因大中華意識不符史實
筆者相信，香港主流民主派失敗的原因，是一件需要嚴肅反思和分析的問題，然而，籠而統之地把民主派失敗歸因於「大中華意識」，不單是偏頗，而且是不符史實。最近筆者找出了一批寫於二十多年前的文章，其中一篇在《信報》發表，題為《哀哉「偏安論」》的文章，就記載了筆者當年如何觀察民主派﹕
「恐共情緒瀰漫底下，無論是民主派還是保守派，都以中港隔離作為他們的最高綱領……特別是民主派，就一直在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上，顯得異常低調，甚至是有關香港居民利益的事件，諸如釋放劉山青的問題，他們也幾乎不置一辭。大家如非善忘的話，應記得學運發生之前不久，民主派在天星碼頭熱熱鬧鬧地各自輪流絕食五十小時之際，在立法局門外的一角，卻靜悄悄地有甘浩望神父為呼籲釋放劉山青絕食整整七日。民主派人士究竟有多少個曾走過來看望？」
在另一篇題為《何物「情意結」？》的文章，筆者也記錄了民主派在六四的民運轉入低潮期的言談態度。當時的評論針對在一九九二年民運熱情減退之後，李鵬飛如何拉攏保守派的「啟聯」和民主派的「港同盟」相互溝通，他認為兩者的分歧只有「對中國的態度」——啟聯認為與中國溝通是首要的，但港同盟則放不下六四的情意結。在那篇文章，筆者寫道﹕
「民主派和李鵬飛都在煞有介事地討論港人的『六四情意結』問題。李鵬飛叫人放開懷抱，看看中國的各方面，不要老盯六四『一件事』。而李永達就說，我們要承認港人有此『情意結』，中國要明白，港人是有這種自由去宣泄，這是港人自由生活方式的表現，沒有大害。（然而）有趣的不是遊行示威真的有沒有害，有趣的是領導這些示威抗議的政治人物，可以直率坦白到這個地步，將自己的行為僅僅視為宣泄，是社會的安全活塞，是精神官能症（情意結）的集體自療。六四情懷只是一場病。」
筆者徵引上述舊文章的目的，不是為了懷舊，也不是想鼓吹當時也知道只會「玉石俱焚」的不斷革命，而是想說明今時今日往往被一些人理解為受所謂「大中華情意結」所誤導，對中國如何「苦戀」，如何因為過分寄望於中國民主化，把精力虛耗在「鄰國」之事的民主派，其實無論在六四之前還是之後，都沒有真正對中國政治的興趣。而且，他們也對真的投身進中國國內政治的香港人，例如劉山青，甚至連發聲聲援也視為會弄污他們的手，以冷漠來與其劃清界線。
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
民主派參與八九民運只是偶然，他們原來就反應遲鈍。只是在運動不斷升溫，才追隨另外一些先知先覺的激進小團體尾巴，才急不及待地去響應介入。他們在思想理論上跟不上形勢，行動上完全處於被動。他們只能掌握人們表面的拒共情緒，但提不出半點對中國如何發展民主的看法。
而民主派在六四之後的表現，也並不是「先中國之憂而憂」，不是陷身於「支援民運」而不能自拔，而正正就是美其名為保留實力，長期鬥爭，實質上卻是在精神意識上放棄民主運動，穩固一種配合「河水不犯井水」論的「偏安」之局。支聯會年年舉辦六四紀念的純粹儀式，正好就是這種「偏安」論路線的其中一種配置。因此之故，六四紀念一定要「非政治化」和不引起爭議。六四活動不能成為擴大民主運動，廣泛動員群眾的平台，而是一開始就要把六四用保守主義的方式「本土化」，要來充當民主派「偏安主義」政治妥協的工具。
其實，這些基本事實，任何曾經積極參加過一九九○年代支聯會和民主派政治的人都知道。在九七之前，批判民主派的聲音經常非常響亮，只是沒有社會記憶的香港容易把這些都遺忘掉。當時激進派對民主派不留情面的批判四處流傳，一點不比今日的網上喧嘩遜色。這些批評正正就是要尖銳地指出，民主派沒有用心把八九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化為讓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以「中港區隔」，「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他們太過「大中華主義」，而是太沒有推動真民主運動的決心。他們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所以，民主派的問題，是在於他們無意承繼八九民運，反而是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這種思維的天真（即「膠」）的程度，直逼一些今日認為只要「中港區隔」，互不相涉，切割六四，中共就會給香港真正「自治」的人一樣。民主派和持這些主張的人一樣，都是害怕運動。
民主派偏安主義敗績紛陳
社會運動和政治實踐才是啟發社群意識的原動力，只有在運動之中，人們才會獲得主體解放的經驗，從而與其他人形成堅實的共同集體意識。六四是香港主體大規模邁向政治覺醒的起點，六四期間的政治動員，是香港集體回憶中不可磨滅的一個部分。所以，要告別六四就猶如告別自已。問題是，從運動中退卻，把記憶抹掉，偏安一隅，活在一個自閉的世界，只會讓主體停止生長，最多只能活在自戀的狀態，這不是香港人所需建立的主體性。
在那篇批判民主派的「偏安論」的文章中，筆者以這幾句作結：
「如果人們還以為在當前大陸政局動盪，經濟危機一觸即發，香港在急速倒數回歸的日子下，我們真正有『偏安』的可能，那就真個是駝鳥般的自欺欺人了。有人以心『獨善其身』去解釋偏安論，明顯地是鼓吹姑息、逆來順受的非政治化主張，這個自然是中共當權派和殖民地夕陽政府所喜見樂聞的。但亦有人以『穩住香港以更好地支援國內民運』去理解偏安論，就有點天真了。 難道在『陳希同報告』中我們還沒有看到，香港舉行的學術研究會、出版的刊物、雜誌、人們的言論，怎樣被視為散播資產階級自由化、造成反革命活動的基礎的指控嗎？……坦克車已經輾碎了無數的幻想，如果我們今日還要強將一個舊日的幻想來支撐我們，那不是太可悲了嗎？」
二十年前的思考，不可能盡善與成熟。上述這些當年的激進之聲，亦對支援民運的歷史評論未必能夠周延全面。然而，民主派的偏安主義可說敗績紛陳，退無死所，已是歷歷在目。把這些失敗扭轉過來詮釋，令人誤以為是他們過於外向進取（中華），不務（本土）本業所致，就只是一種以為自己還有可退守偏安之處的幻想。可是，民主派還有希望嗎？二○○九年民主黨何俊仁反對五區公投運動，他還是乞靈於所謂「圍城偏安」論，可見其偏安意識二十年來都沒有改變，一以貫之。 如今，若有人想新瓶舊酒，販賣改裝版的偏安論——那個「舊日的幻想」，不也是太可悲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