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非常重視健全人格教育，提出“五育”並舉主張。民國元年(1912年)在出任教育總長時提出，教育方針為“在普通教育，務順應時勢，養成共和國民(非共產國民)健全之人格”。同年2月，他在《對於新教育之意見》中，提出軍國民主義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主張。他把教育分為“隸屬於政治”與“超軼乎政治”兩類。隸屬於政治的有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超軼乎政治的則是世界觀教育和美育、實利主義教育和道德教育三者。他認為，兩類五種教育均不可偏廢。為了強兵富國，需要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但“必以道德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博愛”，亦即儒家的“義、恕、仁”。他把歐洲資產階級道德觀念同中國儒家的傳統道德觀念揉合在一起，主張培養現實社會的完全的人格。但教育的終極目的還在於追求超現實的實體世界，使人達到最高精神境界，因此還必須有世界觀教育，即引導受教育者超脫現世，領悟最高精神境界的教育。他認為，這種世界觀教育是知、情、意、德、智、體諸者的統一體。從現象世界進入實體世界，不能依靠經驗或理論，只能依靠渾然直覺的美感，美感是兩個世界的橋梁。他主張“以美育代宗教”，各級學校、各種社會活動都要進行美育。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思想體系，是以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為急務，以道德教育為中心，以世界觀教育為終極目的，以美育為橋梁。

“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提出的辦學方針。他認為大學的性質在於研究高深學問。大學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的學府，應該廣集人纔，容納各種學術和思想流派，讓其互相爭鳴，自由發展。墨守成規，抱殘守闕，持一孔之見，守一家之言，實行思想專制，是不可能使學術得到發展的。他說：“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 “無論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對於教員，以學詣為主”。他要求學生要“以研究學術為天職”，“砥礪德行”，“敬愛師友”；鼓勵學生兼聽不同學派的課，進行獨立評判，並大力支持學生成立各種學會和研究會，培養學生自由思考和獨立研究學術的能力。蔡元培主張學與術分校，文與理通科。他認為學與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學為學理，術為應用，學必借術以應用，術必以學為基本，兩者並進始可。但學與術雖關系密切，而習之者旨趣不同，所以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至於文理資料，互有交錯，治學者不可局守一門，應當溝通各科界限。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把北京大學工科並入北洋大學，取消文理各科界限，並且改“學年制”為“選科制”，使學生能“專精之餘，旁及種種有關系之學理”。蔡元培還提出“教育獨立”的主張。他認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即教育事業應超然於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以外。

民國成立，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臨時政府北遷後，仍蟬聯教育總長。這時，中國政體，已由專制改為民主，除舊佈新，一切草創；而各方對新教育的精神、制度與內容，頗多意見。元培既身負教育重任，於教育方針，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認為當時教育界所提倡的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的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因將清季學部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項宗旨加以修正，改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項。他又在所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闡明民國教育方針的重要意義，權利與義務的正當關係，並提出各項重要議案在會中討論。

軍國民教育
清末由國外傳出，蔡元培認爲，他並不是一種理想社會的教育，然而在中國，卻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從國外環境看來，我國處於“鄰強交逼，亟圖自衛，而歷年喪失之國權，非憑藉武力，勢難恢復。”
（二）就國內情況而言，要打破軍人成爲“全國中特別之階級”的局面，就“非行舉國皆兵之制，否則無以平均其勢力”。可見，蔡元培主張軍國民教育，是爲了對外實行自衛，對內反對軍人的強權統治，這在當時是進步的。

世界觀的教育
世界觀的教育爲蔡元培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創的，受到康得哲學的影響，它認爲世界分爲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兩部分，進行世界觀教育就在於培養人對現象世界持超然態度，對實體世界則抱積極進取態度，蔡元培的世界觀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劃分爲現象世界和實體世界這個唯心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下，然而，他要求人們遵循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不要被束縛於某一學說的思想，在當時具有打破幾千年思想專制統治的解放作用。

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國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堅任務”。他認爲美育教育是進行世界觀教育最重要的途徑，使人們從現象世界通向實體世界所必經的橋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於其特點，從他看來，人從現象世界通向實體世界存在的障礙不外兩種意識，一是人我之差別、二是幸福之營求。“有人我，則於現象中有種種之界畫，而與實體違。有營求則當其未遂，爲無己之痛苦。及其既隧，爲過量之要索，循於現象之中，而與實體隔。”因此，仕人我之見，泯營求之念便是從現象世界走向實體世界的關鍵，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於此，他說在現象世界，人人都有愛惡、驚懼、喜怒、悲樂之情，不過這種情感隨著人的離合、生死、禍福，利害等現象而改變，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無雜念”，人進入這種境界則“已接觸於實體世界觀念矣”，後來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說》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這種特性說得更加明確：“純粹之美育，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純潔之習慣，而使人之我見，利己損人之私念，以漸消沮者也。”正因爲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質高尚純潔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認爲：“故教育家欲由現象世界而引以到達於實體世界之觀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修身，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觀參之。

滿清時代，有所謂欽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實。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孔子之學術，與後世所謂儒教、孔教當分別論之。嗣後教育界何以處孔子，及何以處孔教，當特別討論之，茲不贅），可以不論。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尚實，即實利主義也。尚公，與吾所謂公民道德，其範圍或不免有廣狹之異，而要爲同意。惟世界觀及美育，則爲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證明之，以質于當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討論焉。

元培在教育總長任內，曾對全國教育進行一些重要改革，如頒布教育宗旨、修正學校制度、大學特別注重文理兩科、將經科併入文科、小學實行男女同校、廢除讀經、取消舊時獎勵辦法、特設社會教育司以普及教育等，都是奠基礎、開風氣的工作。

民國元年六月，內閣總理唐紹儀為王芝祥督直問題，因袁世凱漠視國務員副署權力，慎而辭職。元培亦堅請連帶辭職，於七月十四日獲准。在當時辭職閣員的辭呈中，有的說才德不濟，有的說親老待養，仍是中國舊官場以政治病為退場的作風。惟有元培的辭呈，直指政見不合，難有建樹，表現出政治家的風範。這種以連帶責任為理由而辭職的態度，足以說明他是具有政治頭腦而認識內閣制真諦的一人。袁世凱曾當面慰留說：「我代四萬萬人堅留總長」，元培立即答以，「元培亦對於四萬萬人之代表而辭職」。雖備受挽留，義無反顧。合則留，不合則去。這種有所不為的政治家風度，實開民國之先河。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

　　民國十六年五月九日，中央政治會議第九十次會議，秉承中山先生擬設中央學術院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之計畫，採納元培等之建議，議決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並推蔡元培、李煜瀛、張人傑等為籌備委員。但在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院組織條例第七條規定「本院設立中央研究院，其組織條例另定之。」十月，大學院正式成立，乃根據組織條例，聘請中央研究院籌備員三十餘人。十一月二十日，召開籌備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七條。根據該條例，可知中央研究院由最初所擬之獨立研究機關，改為屬於大學院下所設許多國立學術研究機關之一；直到十七年四月十日，國民政府布「修正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始改「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為不屬於大學院的一個獨立研究機構。並於四月二十三日特任元培為院長。六月九日，院長、總幹事及各單位負責人在上海東亞酒樓舉行第一次院務會議，宣布正式成立。事後，中研院即訂六月九日為院慶。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後，接著日軍又攻擊京滬，並向華中進逼。中研院隨政府撤遷後方。元培於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一月去香港，不久遷居九龍。原想在港稍事休息，即轉赴後方；嗣因健康不佳，香港在醫藥方面較內地方便，所以未能即行。竟因年事日高，又憂傷國事，精神日感不支。二十九年（一九四○）三月三日，不慎失足跌倒，病勢加劇，延至五日上午，這位「終身盡忠於國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遂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四歲。卜葬於香港仔華人公墓。(轉摘多處)

未來幾年，國民教育將取代公民教育，但如何落實則有點含混其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