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有勇氣走上街頭說出對政府的不滿，不是必然的事情。香港人在2020年或之前習以為常享有的和平示威空間，其實花了數十年時間開拓出來的。民陣宣佈解散，象徵著這空間已經化為烏有，公民社會組織倒退至數十年前去政治化的年代。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開始有各式各樣的社會運動和基層社區運動，例如保釣、反貪污捉葛栢、艇戶事件等等，再提升至八十年代要求參與中英談判、爭取八八直選、聲援八九民運這些政治訴求運動，但六四事件的結局令港人活在政治恐慌中，大批港人移民，香港社運進入低潮期，迫於無奈地期盼回歸後的董建華能實踐「港人治港」。
民陣在2003年舉辦的七一大遊行，有五十萬人參與，是九七回歸後首次表達對政治狀況不滿的大型示威。2004年，民陣再舉辦七一大遊行，再有五十萬人示威。兩次遊行，不單止促成了董建華「腳痛」下台，更對香港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亦奠定了民陣的歷史地位。
2003年7月，北京政府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慶紅擔任組長，全面領導港澳工作。自此，北京重新調整了對港政策。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更首次提出：「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黨在新形勢下治國理政面臨的嶄新課題，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是黨肩負的神聖使命。要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支持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提高管治水平。在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旗幟下，廣泛團結香港、澳門各界人士，不斷開創“一國兩制”事業的新局面。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香港、澳門事務。」
民陣在2003年由數十個香港民間團體組成，把香港的公民社會組織漸漸政治化，這是前所未見的轉向。一直以來，香港都有大量公民社會組織，但絕大部份都只關心自身組織和成員的利益，例如專業人士團體、社區街坊福利會、社會事件關注組等等，而民陣每年舉辦七一遊行，將公民社會組織捲入政治運動，由關注自身利益轉向社會整體利益，將民生問題與政治制度不公扣連，繼而不斷提出雙普選和特首下台等政治訴求。
換個角度說，中國內地每年都有不少維權行動，但只要不轉化成政制改革等政治訴求，就能夠維持政權的穩定。民陣的歷史意義，把香港的公民社會組織漸漸政治化，就是非殺不可的原因。
民陣的另一個「罪狀」是意識上的教育，它提供了一個與官方不同的「七一論述」，無論行動怎樣「和理非」也好，都與想慶祝回歸的政府對著幹。當政權舉辦各式各樣慶回歸活動，但民陣就為市民提供「上街遊行」這另類選擇，漸漸發展出一種公民社會的集體意識，呼籲市民捍衛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香港核心價值。
更重要的死因當然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民陣不怕社運低潮，多次舉辦遊行和集會，反對逃犯條例修訂，漸漸累積民氣，由第一次一萬多人的遊行累積到一百萬人，再到二百萬零一人。在2019年7月至2020年期間，不斷舉辦遊行集會，維持著和理非的反政府政治能量。客觀來說，是「和勇不分」運動策略的重要部份。
100年前，中共是搞組織起家，所以比我們更清楚公民組織的力量，民陣非殺不可。「大台」如今雖然已經瓦解，但相信只是化整為零，已經覺醒的香港人，將會在下一波民主浪潮重聚。政權可以消滅民陣，但無法消滅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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