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派學生張昆陽說道：「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不喜歡（六四）晚會，因為它隱含我們是中國人的概念」。過去二十多年，六四晚會也好，日常各種場景也好，究竟「隱含」了我們是甚麼人？
我過去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現在卻經常被迫問，可是，我還是沒有答案。六四之後，中共大搞「愛國主義」，香港邁向回歸則出現大大小小的身份認及懷舊情緒，我與身邊不少朋友對這兩者都沒有太大興趣。有時，身份不明，歸屬不清，反而變成一種彈性。憑著左右逢源的身份標籤，在香港、中國大陸，以至華人世界進進出出。這既是策略，亦是處境。我們主觀認為，這是一個「後國族」（post-national）的新時代——一個不相信任何族群或國族認同邏輯的時代。雖然事後看來，這可能太樂觀了。
公民社會、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
我們相信這是「後國族」時代，大概是因為，我們當年覺得，中國／香港的認同根本不是政治，政治在別處。經歷過1989年的國家暴力，大規模運動抗爭失敗之後，香港民主派政治人物與政黨借著「民主抗共」成長起來，也打造了泛民支持者。而我身邊一些批判意識較強的朋友，屬社會上的少數，他們跟社會運動親近，則對代議政治不大感興趣，甚至有時會有反感抗拒。他們提出的是另一種視野，我們大概可以由兩個關鍵詞來總結：
第一個是「民間社會」。這個詞的英文是Civil Society，在香港通常會讓人想起2003年左右冒起來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意念。但很少人會知道，早在在1990年代初便有人以「民間社會」翻譯Civil Society，成為香港社運的口號及視野。這是一個相當本土又有點台灣味道的概念，更重要的背景是，那個年頭是東歐民間抵抗及推倒共黨政權的大時代。1989年還是研究生、學運份子的陳家洛，便在這種氛圍下去留學，開始他對波蘭及其他東歐地區的政治研究。他後來成為公民黨的核心，似乎不是巧合。
第二個是「（落）基層」，也與當時的「民間」二字有關。1990年代初部份大學生組織，鼓吹投身香港的民間團體，相信民間才是社會力量之源。部份人甚至成為日後社運團體的中堅，像我這種沒有甚麼實踐能力的人，也多少做過點義工。而在我大學畢業幾年之後，有些學生更大搞「基層關注組」。當中部份人更用不同的非政府組織途徑進入中國大陸，從事勞工、環境、農民、另類發展等等工作，以低度政治化的「服務」作名義，避過官方的監視，走到群眾中去。
在我的理解之中，這兩個關鍵詞都有著「後六四」色彩。當時學生之間對八九學運失敗的原因，有一個十分粗疏但也非全無道理的想法：這場運動不夠基層，農民及工人沒有參與進來，沒有形成強大的抗衡式的公民社會。部份人甚至認為學生領袖被西方議會民主想象所限制，因此，亦對香港當時剛出現的民主派政黨政治不滿。
然而，這種另類的中港視野及社會實踐，始終埋沒在一國兩制「井水不犯河水」的鐵律之下。在香港，他們只能成為泛民主派裡的左翼，或近年所講的社運派。香港的人與深圳河那一邊的朋友有深厚的人際網絡，有時甚至換一換角色，但因為在大陸只能作低度政治化的活動，難以有組織上形成中港聯繫或結盟，在論述更不可能打出旗號。多少年來，六四晚會也好，七一遊行也好，我總看到平日在大陸的朋友趕著回來，低調參與，遊行集會過後，他們又回到深圳河以北當「無間道」去了。
誰在「建設民主中國」
如果「建設民主中國」這幾個字尚能幫助我們理解現實的話，所指的不應該是支聯會，畢竟，支聯會無法在中國大陸活動，作為核心的幾位泛民大佬，花時間搞政黨搞選舉，遠遠多於在中國大陸默默耕耘（關心中國維權律師的何俊仁已是少數）。真正在「建設民主中國」的，是抱著我剛才談到的兩個「後六四」關鍵詞的人，他們努力嘗試在中國大陸參與建設相對獨立的勞工團體、工會、各類NGO等等，進行另類農村或城鄉發展項目，部份人甚至向中央或地方政府進行政策遊說。陳健民在成為佔中三子前所做的中國「公民社會」工作及計劃，相信是最讓人（包括官方）矚目的一位從事這方面工作的香港人。而其他人在香港都無名無姓，有時甚至會迷失，覺得自己只是乘著中港融合的大潮，打份工而矣。
因此，本土派要批評「建設民主中國」，請對準這些人，而不是台上叫叫口號的支聯會諸公。
二十多年過去，建設了甚麼？改變了甚麼？要證明沒有建設與改變，或變得更壞的證據多的是：全面走資的專制政權沒有倒台，甚至沒有政治上的鬆動，卻發展成新型警察國家及官府壟斷的資本主義。要證明有改變有建設則比較難，事實上，在大陸民間團體工作的人更是親身體會日益高壓的統治與打壓。因此，要談社會改變，實在無法用三言兩語說得清楚。例如，以「公益」之名關心各種公民權利、社會公義的知識青年、工人及農民有增無減，社區支援農業等城鄉合作項目如雨後春筍，甚至有比香港更豐富多元的保育團體，不去體會，難以感受。至於要談政治意義，更令人疑惑了。
這些低度政治化的活動，極少進入你我的臉書，又或者是《蘋果日報》等的中國新聞。只有當民間異見聲音與力量被官方打壓，我們才知道他們的存在。然後，香港人又得到另一件證據，反複再次證明，中國是黑暗的，黑暗得我們不需要理會各種差異微小的灰色，或黑白以外的顏色。故此，一切好像都與改變無關，中國，還是那個專制中國。例如，早前三八婦女節被中國政府逮捕的五位女權份子，一般香港人無從關心她們被打壓前到底在做甚麼，只知道他們現在被打壓。
那些還在中國大陸工作的香港朋友，很自然在愈來愈本土化的香港社會裡失語無言了，說不出他們在深圳河另一邊的工作及存在的意義。因此，當陳健民經營多年他的中國公民社會事業，沒有多少香港人知道。他為了成為佔中三子，被迫放棄多年在大陸的事業，結果，回到香港的戰場，他才得到關注，不管是歡呼聲還是咒罵之聲。
走出虛無
當然，不能全怪香港社會狹窄短視，香港民主運動與社會運動本來便欠缺論述，思想貧乏，尤其在中港的關係上，看一下泛民政黨、民間團體，也包括我們這個網站及團體，經常爭相大喊「反大陸化」或「頂住大陸化」便可知一二了。而過去二十多年進入大陸民間的香港人及團體，也提不出能觸動人心的新視野，昔日的進步社會意義也埋沒在愈來愈多、也愈來愈缺乏意義的社會服務、專業、項目之中。穿梭中港兩地的民間實踐缺乏深刻反省與公共論述，正是淺薄的「反中國」情緒得以蔓延的條件之一，也是悼念六四的意義漸漸流失的原因之一。二十六年前的國家暴力及民眾抗爭事件，不能靠回憶1989年的百萬人大遊行盛況，而需要對八九之後的實踐作出有意義的反省與詮釋，才不會讓香港社會落入歷史失憶，以至犬儒主義，因而得出過去一切以至上一代人一無所成的虛無結論。
是否應該去捍衛支聯會的領導與口號，不是重點；找回「後六四」社會想像與實踐的活力以及想像力，才是今天的任務。否則，不單「建設民主中國」真的只會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且，連香港民主運動亦只會淪為族群統治的漂亮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