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老實講，這篇文章不好讀，不引人入性，也挺長。我自己看了四遍後，差點昏倒。但還是決定拜託朋友翻譯。
到底，這個1999年女同志經歷精神科，再以「女同志X傷殘」出櫃抗爭的故事，對於今天香港的語境，有甚麼啟示？
一方面，同志運動之中，不同的人在不同位置，努力不懈抵抗大怪獸。生活中，同志身份已被擠壓，同志內還有更多身份被多重邊緣化，需要被看見，包括「精神病」。尤其是，九十年代才爭取到將同性戀從DSM精神病分類中剔除，那麼，我們又如何看待身邊的「精神病同志」呢？(與此同時，不要忘記，跨性別同志依然被不義地放在精神科內。) 另外一方面，精神病自助組織多年發展，爭取精神病人去污名，以及醫療體制的權益。生活中，精神病的身份同樣被恐怖化和過份歪曲。精神病人內，有更多身份需要被尊重，重奪立體而又基本的病人權益，以及更深層而根本公民權。「同志」和「精神病」各自有日常生活、運動及論述的複雜性，這個故事固然未能完全回答，但，是一個提問的開始。
作者 Carol Anne Douglas 1999│翻譯 Vincci 2012
即使我知道有很多女性正受憂鬱症，還有其他精神病的折磨，可是我從沒有想過這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以前想像過，如果我有精神病的話，那應該是阿茲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或腦退化症／俗稱老人痴呆症)。因為我媽媽過身前的十年，都受這阿茲海默症困擾，我怕我也會遺傳到這可怕的疾病。但當我發現自己精神出了問題的時候，卻不是阿茲海默症。
作為一個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又過著雙重生活，一邊在報章Off our backs 24年來不收分文工作，一邊在一間”Liberal”的非牟利出版社打工十二年，就叫他做News pub吧，我覺得我的生活某程度上有點精神分裂，但沒有想到自己真的會被確診精神病。
回想起來，我也記不起自己是什麼時候出現病徵。News Pub的日子令我的狀況變得更糟。那兒的權力鬥爭齷齪到極，包括我的好友在內，很多員工都被栽員。我支持我的老闆兼朋友Tom。他在這場權力鬥爭大勝，但是工作氣氛仍然相當緊張。
我看到故事的實際情節，然後，我開始看到更多情節。
即使我多禮貌也好，一個一直對我無禮的編輯 Bill，常常打斷我的說話。而且次數也越來越頻密。我花了很長時間去適應和處理我們之間嚴峻的競爭，還有他的脾氣。有一日，他跟顧問委員會裡一個很出名的顧問委員談話，碰巧，這個委員剛剛在我的留言信箱裡留言，於是，我肯定Bill一定勾了我的電話線。
我被嚇壞了，找了一個私家偵探，請他們查看我的電話到底有沒有被勾線。一個看起來像電視偵探劇走出來的帥哥，在一個無人上班的星期日，到我公司檢查我的電話。結果，他說我的電話沒有被勾線。
然後，我想我的家居電話被勾線了，再然後是我的家庭電腦還有我工作用的電腦，而且有人一直在閱讀我打的每一個字。
當我告訴Tom我害怕我的電話被勾線時，他溫柔的回答我，我的擔憂聽起來像個妄想狂。他又勸我不要理會這些。但是，我反而叫我的同事幫忙阻止我的電話被勾線。Tom要求我去見治療師，又叫我不要多慮。我同意去見治療師，但我只會見Lorraine。Lorraine是我十多年來只見過幾次的女同性戀者治療師。
當然，我不會原諒Tom不相信我，又稱呼我做妄想狂，我開始找新的工作。我去找Lorraine，她會聆聽我而且也表現得相信我。
我沒有告訴我的愛人(就叫她Jane吧)全部事情，因為我不想驚動她。我給她新鎖匙的時候，跟她說一直有人到我的單位爆竊，於是我把鎖換了。其實我是開始害怕敵人會到我的住所，捉走我的貓。
很快，我便感覺到街上越來越多員警，我開始認為他們都是在跟蹤我。或許，我工作的夥伴會陷害我犯罪。有個FBI跟蹤我。我想跟他說我沒有罪。為什麼他們不直接捉我，給機會我跟朋友說清楚，然後支持我？但，不，他們在跟我玩捕鼠遊戲，在等待我墮進陷阱，犯罪。哈，但無論他們給我多大的壓力，我也不會犯罪的。
我把門鎖換了兩次後，不再換了。我想，如果是FBI跟蹤我，不論我做什麼，他們也都可以進來的。我相信他們已經佔據了旁邊大廈的一個單位，觀察著我的單位，監視我的一舉一動。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我把FBI當作我的敵人。1973年，我在Off our back的上班第一個月，一個左翼政治異見團體Weather Underground叫我們印公報，不久，我們的辦公室被人爆竊了，但是什麼也沒有被拿走，紙張卻散滿一地。我們肯定那是政府幹的。
70年代的政治運動都是批判政府的。在Off our backs，我相信我們的電話被竊聽了。曾經有人說，我們其中一個位於市外的集體成員是政府派來的。我們發表了一篇文章指Gloria Steinem就是政府的人。我又收到一個報密電話，說另一個著名的基進女性主義者是政府的奸細(但我不相信)。一些集體成員更堅持我們用假名溝通。當我說我想用可口可樂作我的假名時，我被其他人批評沒有認真看待革命。
當然我們的擔憂都是有根有據的：政府曾查問女性主義團體的女性會員有關地下分子的下落，一些人更因為不合作而被捕入獄。這次之後，很不尋常地，政府知道誰做了非法政治活動（我不止是說靜坐）。Off our backs刊登文章勸籲女性不要跟FBI談話。
我沒有再為FBI的事而操心，但我想他們捉我也不是沒有可能的。我的直屬僱主News Pubs，報導了很多關於美國國內稅務署新聞。我想政府可能想秘密收購News pubs，順道從中控制女性主義運動。我曾經天真的想，我可同時處理編輯的工作，又可在Off our backs有一工半職，現在政府是想藉著我得到兩者。突然之間，News Pub要我處理的新聞看起來變得相當困難，我覺得我根本沒可能寫下去。我去找Bill及另一位編輯，要求知道其中一個故事是不是假的。第二日，我的老闆透過人事部經理跟我說我需要請病假，而且未得精神科醫生准許之前都不可以上班。我極為震驚。如果我被陷害了，我可以請律師，但不是精神科醫生。似乎我的食物和飲料都被下藥了，只要我一進食或飲用，我就會語無倫次又或許是昏昏欲睡，所以我嘗試盡可能減少我的食量跟飲水量。我想FBI已經知道我很討厭食藥。我比任何東西都要著緊我的腦袋。看到媽媽罹患阿茲海默症的情形，我絕不能容許這種病發生在我身上。我想他們想迫我投降，要我承認一些我沒有做過的事，但是我不會。
很快，我怕Off our backs新來的實習生是員警派來捉我的人。就像以前在集體行動的時候，那個我喜歡的女生原來真的是FBI派來的奸細。他們一定已經說服了那個新來的實習生，我是一個罪犯，在其他同事面前捉拿我的話，可摧毀Off our back，所以要盡力趕走我。
我的朋友Tricia很匆忙，只提前一點通知我，她將由喬治亞洲來到華盛頓首府。因為我心情煩躁，而且也不能夠透過電話告訴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哀求她分享她所有的食物和飲品，因為我相信FBI不會毒害其他人。整件事都讓我覺得自己看起來像個瘋子。Tricia答應了，我們會將所有食物都分成兩份，又把我們的飲品倒進同一個瓶子，在這個情況下，我終於吃多一點。
我的愛人Jane看著我的時候，我感到她眼中的恐懼。有些還在市外的朋友來探她，而我又害怕FBI會跟她的朋友交流，令她不再與我一起。一天早上，我醒來的時候，十分害怕Tricia不再是Tricia，只是有人假扮Tricia。有個清晨，Jane告訴我這一陣子她都不想做愛。我抽泣起來，我也不想，因為我怕被FBI看到，但同時不想她疏遠我。我走開了，回到床上啜泣。如果隔壁房間的女人真的是Tricia，我會與她一起哭的。
這一次，為了可以再次上班，我被迫要見精神科醫生，寫一張我可以再次上班的醫生証明書。不過，那些女性主義推介的精神科醫生預約時間都要很長，而其他的醫生又說他們不會做這種評估。於是我去找我的治療師Lorraine。但我害怕她也一樣，只是由一個看起來很像她的人假扮的。因此我會見她的時候，表現得很冷淡，一句話也沒有說，提早離開了。
第二日，Jane和Tricia(我最後判定她是Tricia，並且為我曾經懷疑她而道歉)，還有我的朋友Jennie，以及來自off our backs的Karla說她們約了我HMO的一個精神科醫生，叫我跟她們一起去。她們很活潑，我亦跟她們玩，雖然我很害怕接觸那些沒有女性主義者推薦的精神科醫生。
朋友告訴我當日約到的醫生是男人。我成了女性主義者以後，沒看過男醫生，我也不想見。我跟她們說我會嘗試看他，但我不喜歡他的話，便會走，要等到女醫生到來。
她們堅持一起入去見醫生，以確保我所說的是她們認為我該說的。Jane甚至還跟醫生說我認為我的食物被下毒了。她們跟醫生說了我不想醫生知道的事，使我十分難過。他一定相信我是瘋了。
我不喜歡那個醫生，他很冷漠。當我問他他治療的哲理是什麼的時候，他似乎不是很願意說出來。他說他是精神藥劑師，這令我十分害怕。Jane說我可能需要藥物，這令我難過。我一直想避開的就是藥物。
我很禮貌的跟他說，我從沒有看過男醫生，我不是針對他的(其實不是)，我要等到女醫生到來才看醫生。然後我走開。
我四位朋友跟著我，全部都在醫療中心大堂之中蜷縮。她們告訴我，因為我不看那位醫生而令他們感到難過。她們認為我應該去急診室，我拒絕了。我問：「為什麼我要去？」「我沒有大叫，沒有傷害任何人，為何要我非去急診室不可？」我說翌日我會隨便看個女醫生(當時是五點)。我對他們說的是真話。
我的愛人說她已經受夠了，如果我不去急診室便會跟我分手。我怕真的會分手，即使我比任何東西都更怕急診室，還是去了。許多年前，我曾經因媽媽斷臂一事而帶她到急診室，當時醫生要她等候許多個小時，因為治療不當，令到她的手以後都是彎曲的。我跟我的朋友說了這件事，但她們仍然堅持要我到急診室。
急診室的人員向我出示一張表格，要求我同意接受他們的治療，留在醫院直至他們批准離開。要是他們一直扣押著我，把我放到精神病房中呢？如果他們一直不讓我出去呢？如果FBI正正就是想這樣呢？我怕他們會讓我在那裡發臭。他們沒有足夠證據把我定罪，於是選擇把我禁閉在精神病院之中。有員警站在急診室外，我想那是為我而來。
我一直嘗試跟我的朋友說清楚，但是他們仍然堅持：「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幹什麼？」。我跟他們解釋，只要我一入院，她們可能以後也無法接我出來。她們說，根據法例未經我同意，沒有人可以扣留我72小時。但我認為72小時已經足夠做很多事情。
我知道在精神病房，女同性戀者一直受到虐待。於70年代，我第一個女同性戀人告訴我，醫生給她做同志治療，當她一看到女人裸照時，便用電擊她。我的朋友不相信她的說話，但是我信(至今仍是)。我不相信這間醫院會這樣做，但，他們會給我什麼藥物？我媽媽那間安老院給她吃的阿茲海默病藥，把她吃得整個人癡癡呆呆，身體顫動。其中一種藥物令她更有攻擊性，她開始打其他老婦。於是職員把她縛在椅上，即使明知錯的是藥，而不是她。為了不要再給她過量藥物，我曾經常常跟他們吵架。我不會相信任何醫療人員。
沒有朋友陪同之下，我是不會走進診症房的。護士說只有親屬才可以陪同(異性戀的偏見來了)，於是我們說Karla是我的表親。
我想那些來檢查的醫生都是員警派來的。他們要我覆述我工作地方所發生的事。他們嘗試製造我是瘋子的假像。主診醫生是個女人，但是她對待病人的態度很差。 Karla 使計令我告訴醫生我覺得有員警在跟蹤我，醫生說我需要做電腦斷層掃描。我被送到一間房，在房內我的頭部被困在一條大管中間，發出很奇怪的聲音。我很擔心他們會用聲波使我失聰，我有位朋友因醫院治療傷風不當而失去大部份聽力。
我緊握Karla的手，求她，要是我朋友不能夠帶我出來的話，就聯絡那些我認為幫到我的女性主義者，例如是Phyllis Chesler(《女人與瘋狂》一書的作者)。當醫生在我旁邊的時候，Karla說她覺得我應該服用抗精神病藥。我尖叫了出來。我叫Karla陪我的原因，是她曾經寫過一篇反治療的文章。
那個很強硬的醫生建議我入院。我乞求他們不要。醫生說如果我的表親Karla願意負責我的安全，便會讓我走，但必須有朋友日夜照顧我。Karla遲疑了，說要跟我其他在等候室的朋友商量。「Karla，我求求你，不要讓我住院。」我乞求著。
我等了大概十五分鐘，時間像停頓了般漫長。Karla與醫生回來，醫生說我會在朋友輪流照顧下，有條件的出院。我簽紙，答應翌日我會回到醫療中心看精神科醫生。我也要承諾幾項事情，但我已忘記細節了。可能是不要傷害自己吧？可能是我有任何妄想便要告訴別人？我記得我承諾了如果我覺得痛苦的話，便會回急診室。我不明白簽紙的意義何在。我破壞約定的話，會有人從街上捉走我嗎？誰又會這樣做？
翌日早上，在Jane跟Trica陪伴下，我去了見精神科醫生。 這一次，我要求她們不要說話，但她們沒有這樣做。她們打算跟精神科醫生說我曾是一個很好的人，她們很愛我。這個精神科醫生的名字叫Susan，容貌跟聲音都看似很溫柔，但我覺得她是假冒的(又或許是一個員警派來的醫生)。因為她有時說話會“um”"er“幾聲，我覺得她在模仿我說話的方式。她給我處方維思通(Risperdal)，說這種精神病藥物會助我入睡。我同意服用。
朋友在沙發上陪伴了我整個晚上，她們是來照顧我的，以防我吃藥後有副作用。副作用令我害怕服藥，但我吃了。因此我認為那個精神科醫生是員警，我必須服藥。他們可能會拿我的血做血液樣本測試，看我有沒有服藥。我跟我自已說，如果這些藥物令我不能夠正常運作，我可以隨時停止。
我開始想這些人都不是我的朋友，是其他人假扮的。我的愛人不是我的愛人。我啜泣著。我相信她們已經被FBI帶走了，受証人保護計劃保護，並由其他人假扮她們，繼續她們的生活。我能不能夠再次見到我的愛人和朋友？或許至少要等到我上庭審訊的時候，但都要待到他們控告我、送我上庭。我認為坐牢也比現在這樣過活好。
有一天，我走路回Off our back的時候，看到了幾輛白車在戒備。我想這是給我的一個信號，我的小白貓會被人捉走。若果我離開Off our back，或者仍能保著我的貓兒。我曾經想過，在牠死前或我死前都不會離開牠，但我怕有人會傷害牠。即使他們不傷害牠，牠也會因為被帶到陌生地方而嚇壞的。於是我拿起電話，向大家說我辭職，要求他們從編輯人員表剔走我的名字。我覺得這是我有生以來輸得最慘烈的一場戰役。有人已經捉走了我的貓，用一隻跟牠很像的貓來換走牠。這也是一隻很可愛的貓，可是我只想要回我的Chole。我覺得FBI十分冷酷無情，要把我摧毀，甚至容不下我的貓。他們要向我証明，我可以完全無助。
我相信他們甚至要奪走我閱讀的滿足感。每天早上我拿到的華盛頓郵報，都是充斥著假新聞，例如我認為John Denver不是真的死去了，又或許是當局殺他用來嚇我。而且當我看書的時候，會有人用一本偽冒的來代替真實的版本。
一晚，Jane 說要帶我外出吃飯，但取而代之的，是她跟另外兩名朋友說我太壓抑，說我應該入院。她說我再這樣下去會永久傷殘，他們跟我談了幾句鐘。我又餓又憤怒，我覺得被包圍。我答，不！我不會因為任何事情而入院。Jane說我不入院的話便離開我，但我告訴她這招不會再湊效了。我仍然因為急診室的事而憤怒，我不會再到那裡。
Jane回應我說，她要照顧自己了，她已經筋疲力竭。我答她：「你好好保重，讓我繼續這樣子吧。」當他們建議我服食抗抑鬱藥時，我說好，我願意服食抗抑鬱藥。為了可以使我好一點，我願意做任何事情。比起服食精神科藥物，服食抗抑鬱藥並不是一件古怪的事，我知道很多女人都會。最後他們走了。
翌日我去見我的精神科醫生Susan，她向我處方抗抑鬱藥左洛，又說我應該參與專為精神病者而設的日間治療計劃。我問她這是不是一個令我不再住院的方法，她答我是。Susan說Jane一直致電給她。我明明曾經向Susan說不要聽Jane的電話，因為Jane想我住院。我要求Jane不要當我的代言人，又告訴Susuan其他認為我不需要住院的朋友的名字，要她們做聯絡人。我覺得很諷刺的是，20年以來一直與擁護我爭取女同性戀權益的同伴，也是我生病的同伴。但現在我覺得我的醫生太留意Jane了。
我服食了 左洛(Zoloft)，不到一個小時，便覺得舒服了很多。好幾個星期，我也不能夠寫作，但現在可以了。我寫哀怨的詩歌，偽裝成莎劇的角色來讀莎士比亞。我決定保持我的腦袋正常運作，即使書本是假冒的，我也會閱讀。
我很害怕參與日間治療計劃，但還是去了。每一個人都像很友善，即使他們是很明顯想給我洗腦，說我有精神病。我告訴他們，也告訴我的精神科醫生，我沒有再出現妄想，沒有再妄想會有員警想捉走我，沒有再想其他人會捉走我。我知道這樣就可以令我不用住院，我知道怎樣扮下去。
我的精神科醫生診斷我是具妄想的重鬱症(severe depression with delusions)，日間治療計劃的職員就診斷我患有帶嚴重抑鬱的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 with severe depression) 。他們向我展示一份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的文章，形容我的癥狀與妄想症相似。我覺得這是FBI寫的，目的是要說服我相信自己出現妄想。我仍然不覺得自己有病。我很肯定日間治療中心的人都是員警，其他病人也是員警。但是這並不可怕。我要應對這樣的情況，而且假裝我相信他們都是真的。
最困難的，還是要面對假冒的Jane。我不想觸碰她，免得自己有出賣真正Jane的感覺，即使真正的Jane已經遺棄了我，讓FBI帶她走。有時假冒的Jane說她愛我，我會答她我愛Jane，而不是我愛你。我絕望地想念著我的朋友，我想我們不會再見了。即使她人對我再好，我也不會相信她們是她們所說的身份。她們微妙地威脅我。
我覺得我現在明白那些在戰爭當中失去至愛的人的感受。即使我已經失去每一個對我很重要的人，我仍然想繼續下去。有時我很想自殺，特別是那天我去急診室之後，但我怕自殺不遂反而會令我住院。有時我覺得自己蠢極了，或是膽小至極，怕會發生更可怕的事(如入院)或是折磨，而沒有去自殺。那些明明實際上沒有發生。我告訴自己，有一點膽小，害怕肉體上的折磨，也是可以接受的。我精神上很勇敢的。
當我必須向每一個人說謊，不可以信任任何人時，我如何可以活得道德一點？我很討厭要把那些假冒的朋友當成真正的朋友，但是為了自我保護，我得這樣做。我也希望我那些朋友會明白。另外，當我不再為婦女運動工作的話，如何使人生更有意義？
我完成為期三星期的日間治療計劃之後，精神科醫生說我精神狀態回復正常，可以返回News Pubs工作。我滿心喜悅的重返工作崗位，我甚至相信我的同事真是我的同事來的。同事在我離開前曾經對我很無禮。亦有兩位與我經常合作，令我覺得他們真是我的朋友，想我重回工作。我沒有做出或說任何奇怪的東西，繼續做我的工作，即使我仍然默默地認為FBI掌控了我的世界，但我知道如何可以適應這個世界。
似乎，FBI想讓我活著，他們讓我工作。自我開始服食抗抑鬱藥後，我也沒有睡意，所以我想他們已經停止下藥了。或許FBI甚至讓我繼續為社運寫作。我為Off our backs寫文章，大家也同意出版，他們把我的稿排在週末，也幫我排版。我繼續努力，所有人也對我很好，或許他們再不是FBI派來的，或許沒有一個是。
慢慢地，我一個一個的認清他們是本來的他們。那時候，我已經服食了抗精神病藥兩個月了。由此至終，我一直在找一些信號，讓我辨別他們是假扮還是真是我的朋友，問一些只有我朋友才會知道的問題。不過即使他們答到，我又會覺得他們過份簡要，不能夠叫我信服。
有一日，我跟Jane在水管內散步，她說出我們第一次散步時看到三種不同品種的水鳥，要是她不是Jane，怎會記得如此仔細？她可能是真的，但那令我覺得更害怕，沒感到安慰，因為她可能一直是針對我的計劃的一部份，而不是愛上我而跟我一起。我突然覺得她對我做的一切，說的一切也是假的，我一直都是傻瓜。為什麼我會相信？例如我明知我的頭髮很亂，她卻跟其他人都說我很漂亮。我意識到她美好到有點不真實。
我不能夠忘記那一刻，當我發現我的老朋友Ginny真的是Ginny，而不是FBI假扮。在我生病期間，我們很喜歡一起看電影，但沒有說什麼奇怪的話。有天，我終於知道她是我真正的Ginny。
Jackie是我所認識最溫柔的女人，也是我曾經最害怕的人。我曾在她的家留宿，吃過最差勁的冷凍速食之後，我相信她想毒害我。 因為她的貓很膽小又躲藏著。 我相信她是右翼的，是一個會偷支持墮胎人士貓兒的反墮胎狂熱份子。她會偷去我的貓(保護胎兒生存權利運動者會殺墮胎診所工人的貓，這件事一直叫我很害怕)。找她的住所很困難，那天晚上，我一直沒有睡，擔心我會被困於這郊外的地方，可能永遠不能回到我住的城市。我回家的第二日，出現心悸(可能是因為維思通)，我想她真的向我下毒。
有一日，我突然覺得Jackie真的是Jackie。我一直最害怕的人，如果她真的是她，而我認為她不是她，我就知道我真的病了。她很熱情，也令人很安心，所以她是第一個我跟她談我的疾病的人，即使她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一起吃早午餐，我跟她說起我的病，說我不相信她真的是她。她很訝異，和我一直談下去。她沒有想到我不知她是誰(其實每一個人我也不知道是誰，除了Tricia，她是唯一個我告訴給她)，她以溫暖和鼓勵回應我。跟她談話之後，我感覺十分良好。我想跟每一個人也這樣，告訴她們有什麼奇妙的事發生在我身上。但我必須小心行事，小心決定跟誰說，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害怕多於安慰。
當我最終意識到自己原來一直在生病的時候，我很震驚。幾個月以來，我認為發生的事都沒有發生過。以前我很相信自己的直覺，總覺得自己的腦袋比任何東西都值得自豪，所以當我知道我被它出賣時，我就崩潰了。我一直反對生物決定論，認為生物不是我們的命運，最後我卻被我的生理控制了。我有嚴重的精神病，很可能是妄想性障礙。一直反對精神科藥物的我，透過藥物回復正常的精神狀態。每天服食兩片藥物，使我的身體腦袋都得到平靜。
我為我的意志薄弱而錯愕。我知道有許多人有化學性質引發的精神病，也看到很多人服食抗抑鬱劑後生活有所改善，但很難相信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在70年代，我跟許多朋友都認為所有精神病都是社會造成的，很多女性因為被壓逼而得到精神病。我們很懷疑精神病生理性病因的說法。我們相信其他人針對於這方面，是因為他們想利用藥物去平定女性，從而令他們不反抗。
即使我得悉自己患上了精神病後，感到非常愕然，但我也很高興世界其他部份沒有改變。我依舊過我的生活，愛著我的愛人、朋友、Off our backs、我的卡車和我的興趣像觀鳥。我知道我的生活沒有失去任何一部份，那真的是美妙得不能形容。
在整個生病的過程中，當人家告訴我我生病了，我在想：「若果我是真的生病了，便真的是大件事了，然而我仍有我的世界。」所以我還是很開心，同時有清醒的意識。最終，我能夠說出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最終，我能夠對我的女同性戀治療師Lorraine和我的精神病治療師Susan說出真相，讓她們知道我不曾信任她們，或是告訴她們我真實的想法。我告訴她們我曾經以為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替代品，大部份的人都是假冒的。生活在一個能夠講出真實的世界，是一件美妙的事。我致電給我的朋友，很開心他們只是有一點不安。這是多開心的一件事，知道自己與真正的朋友一起。最終，我的貓真是我的貓，我的書一直也是真的。
這幾年，我對Off our backs的工作感到有點厭煩。當你寫了上百本的書評，你自己就會變得千篇一律如自動化機器。但我相信自己可以避開為社運寫文章，我對自己的能力再次感到振奮，之後寫了一堆文章。
我開始對我的愛人重燃激情，Jane做的事我不是全部喜歡，但我看到她也開始陷入壓力邊緣。Jane害怕我會自殺，所以她希望我留院。但實情，也諷刺的是，要我留院觀察這個想法才令我有自殺念頭。我們去了找伴侶治療，希望可幫我們渡過這個難關。
Jane現在開始更加明白我媽媽到底發生什麼事，也明白為何我不信任醫療專業。還有，我希望她明白，我對大自然的熱愛，令我對醫院的禁閉覺得尤其可怕。我以前每個週末都散步，當我病的時候，我仍然堅持盡可能去散步。即使在我病得最厲害的階段，我發現外出能夠給予我一些欣慰(雖然沒有像以前那麼頻繁地外出，因為我怕FBI會毀壞我喜愛的公園作為懲罰。)
我現在明白Jane怎樣渡過這段日子，因為我曾經經歷，親眼看著所愛的人得了精神病，知道那是多麼可怕，有多痛苦。我驚訝精神科醫生真的幫助了我。第一次他們便給我正確的診治及藥物治療，沒有經過任何試驗，其他人都說這是奇蹟。
當我生病的時候，我的朋友也支持我，我很感謝他們，亦不感到意外。唯一意外的是，有個女人與我一直相處不來，在我生病的時候，卻拋開一直以來我對她明顯的不信任，來陪伴我。我的好朋友以及其他朋友都沒有這些做。其實他們反而害怕我會因為他們嘗試帶我找醫生及服食藥物，而不肯原諒他們。
我很感激朋友的介入，令我找到精神科醫生。我也很感謝我的愛人，把我帶到健康維護機構找精神科醫生。否則，我一定會先揹上一筆龐大的醫療債務。我知道醫療債務可以有多沉重，爸媽的病令我的家境由富裕變得清貧，我的媽媽最後除了醫療補助以及社會保障金以外，便一無所有，要交由療養院料理她。
我現在明白到我是多麼需要藥物，如果沒有治療，我會失去工作、愛人和大部份生活。我很慶幸我的朋友和愛人都能體諒我。我也十分慶幸老闆能體諒我，其實他是第一個知我發生甚麼事的人，不單沒有隨便辭退我，反而逼我去找我所需要的幫助。
但是，我仍然覺得我是不需要被人推去急症室。這個經驗依然叫我感到害怕，並且幫不上什麼。我的女同性戀朋友應該明白我對男性精神科醫生有多抗拒，亦應該相信，即使我不去急症室，第二天也會去找女性的精神科醫生。我很慶幸當那位急症室醫生很想送我入院時，她們沒有留下我在醫院內。如果當時她們離開我，我也很難原諒她們。我還是覺得沒有什麼理由要我留院，我沒有自殺行為，也沒有做出什麼威脅別人的事。我認為除非會對別人使用暴力，否則不需要留醫。
我的朋友現在跟我說她們不知道該怎做，也不應該被批評得這麼狠，或許看來不是那麼正確，但她們明明已盡力。我高興的是，如果我真的要留院的話，我不會那麼體諒她們。我很感激我的女同性戀治療師Lorraine，和我那幾位朋友決定幫助我，令我不用留在醫院觀察，特別是由喬治亞洲來的Tricia。我的精神科醫生Susan不像急診室醫生那樣，而是對我予以尊重，給我看診斷內容，告訴我她在做什麼，以及我要做什麼才不會被留院觀察。
我相信我是以我的才智，做能力範圍內的事，包括依我所相信的去避免住院。作為一個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我知道我有足夠的理由懼怕精神病院。 我很強硬地說我懷疑藥物，希望盡可能減低劑量，幸運地，Susan同意了。跟好些女性主義者，特別是批評醫療專業的作家討論過後，我才服藥。她們說現在的藥物跟廿年前、十年前已經不同了，的確可幫到忙的。Phyllis Chesler對我說，她相信不提供需要的治療，包括藥物，是對病人有害的。在她有關精神病的文章中，都記綠了相關醫療失誤。
Chesler問我發病時是幾多歲。我答她51歲，她回道:「啊哈，更年期。」我也同意。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這些事情。我懷疑這個精神病可能是身體內的化學質不平衡，直至現在，跟更年期扯上關係。我工作方面曾有很大壓力，現在我比沒有患有精神病的時候，經歷更大的壓力。醫生都說晚年精神病的例子很少見。不過，是不是他們沒被診斷出來？病徵出現前那一年，我一直有潮熱。在春天情況變得更差，我經期失調了。我一直都覺得自己處於經前，沒有一刻放鬆。四月開始，我變得緊張，很容易便感到害怕，也很容易發怒。到八月，我便開始懷疑有人偷聽我的電話。我很肯定當中是有關連的。有趣的是，當我開始服藥，仍處於很緊張狀態時，我的潮熱差不多消失了。
對於沒有人研究更年期與精神病的關係，亦沒有讀過一本書更年期的書說更年期與精神病的開始有關，我感到很憤怒。有誰會知道多少女人和我經歷一樣的事情。我想更多婦女注意到，當她們或她的朋友在更年期經歷差不多的事情，可能是與精神病有關。而Susan與其他醫療中心的精神病醫生，在我的積極鼓勵之下，尋找精神病與更年期的關連。
我怕被FBI迫害，那並不是一種巧合。基進女性主義者可能會被政府騷擾，這不是一件沒可能的事。當然，女同性戀者害怕精神病院，也不是沒理由的。正如Phyllis Chesler研究所研究，以及一篇1997年秋天於On the issue發的文章指出，某些精神病院內，女性仍然受到虐待。在一些個案中，其他病人與醫院職員會虐待女病人，但沒人會相信女病人，因為她們被標簽了精神病。
雖然我想鼓勵其他女同性戀者，如果她所相信的朋友說她們要尋求醫療幫助，甚至是藥物治療，便去吧。不過，我希望沒有人會分析這篇文章，亦不想有人以為這篇文章是提倡女同性戀者去看精神科醫生和服食精神科藥物，並認為那是安全的。這些都說得太遠了，縱使我現在明白那對某些病人是有幫助的。我很感謝我能在病情惡化前得到幫助，但我在日間治療計劃中遇到一名女士，因為醫生開Haldol給她，她會不停的抖動，而且餘生也會這樣。日間治療計劃的醫生都對Haldol感到不滿，不過又有一些醫生會處方這一種藥。其他病人都說他們的性生活早已被毀多年。
即使是極小劑量的Zoloft，仍對我的性能力帶來負面影響。以一個女同性戀者身份來生活，我已經要不停爭取，現在這樣，使我更為震怒。我的性慾跟往常一樣，但是高潮的能力已給損壞了，這是Zoloft常見的副作用。如果我的性反應沒有改善，我可能會換另一種藥。Susan表示支持，又提議改用Wellbutrin。新的藥物總比以前的好，但它們仍然可以變得更好，所以藥物研究應該放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優先次序。
回想起來，參與精神科的日間治療是一件很有力的事。很慚愧的說，這是我第一次長期(三星期，整天)，密集的與大部份都是工人和非洲裔美國人進行私人討論(其他病人，不是職員，大部份都是白人)。大部份病人都是受醫療補助的。以前我覺得自己很有同情心，現在我看到無家可歸的人感覺更切身。從前我常常給流浪女人金錢，現在我也會給流浪漢金錢，亦對他們較友善。他們有可能是我。又或者他們也像我在日間治療喜歡的其中一個人，那個曾經流離失所，酗酒的男人。
我對其他病人，也像那些首都槍殺案的人一樣，更同情了。真的，我病的時候沒有一刻沒有暴力衝動，但那是因為我知道政府在監控你生活的所有東西，而你無從阻止。我也更關心如何當一個好人。我感覺我人生得到了第二次機會。我仍然想做我以前做的事，但想做得更好。
醫生和朋友都告訴我，我病了以後脾氣變好了。有一個朋友更說：「你瘋了以後寫的東西比以前更好。」我少了壓抑自己，為什麼不可情緒化呢？有什麼令我更害怕？其實我很怕病情復發。我相信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當然我曾被誤導，因為我沒想過這是精神病。現在，如果發生事的話，我很快便會知道，還會尋求藥物治療。別人說這不是那麼簡單的，然而，我希望永遠不去查究。當然，如果他們認為我病發的話，我比以前更願意聆聽她們的意見。相比之前，她們更快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似乎只要我繼續服藥的話，便不會復發。醫生說我整個更年期也必須服藥，之後他們會嘗試減少劑量。如果沒湊效，我有可能餘生都要繼續服藥。我問醫生那會不會上癮，他們告訴我藥物不是上癮性的。我說我可能會因為睡得安寧而上癮，因為我成年以後從沒有這麼好睡過。
我在麻省劍橋市婦女中心跟別人講述自己的病以後，有些來自Bloodroot restaurant(一間女性主義餐廳) 的女性主義者怕我太安於藥物，寄了一些有關於自然療法(naturopathic remedies)的資料給我，例如是金絲桃。或許有天當我不再服用現在的抗抑鬱劑時，我會轉用它。
我一直也很坦白公開自己的同性戀身份，因此，公開自己的病情對我也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我要幫助那些有相似病症的人去認識自己的病。我的精神科醫生問我要不要找一群醫生在我面前討論我的病情，我欣然同意。在討論過我的病情之後(很明顯我的治療被認為進展相當快，而且他們也十分自豪)，他們問我有什麼意見可以給精神科醫生，我答他們：「應該准許病人留在家中，尊重他們，盡可能諮詢他們有關治療的意見，和降低藥物的劑量。」
我在Off our back中寫出自己的病況，收到的回應比我從前寫的都要多。我認為女同性戀者和女性主義者都十分希望瞭解精神病的，因為我們審視到精神病的政治社會因素還有生物因素(context)。我們生活在一個暴力，競爭嚴峻的社會，一個不利我們維持精神健康的父權社會。
我們任何人都有可能得到精神病。幸好，這幾年來，至少在某些地方，人們對精神科的想法改變了。當我們或我們的朋友生病，我們仍然有機會得到幫助。然而，我們應當小心。藥物幫助了我，但不是所有藥物都是良性的。醫生應該知會我們，有關醫療機構的政策以及他們所處方藥物的副作用。
得到這個病之前，我會做盡一切，以免我的朋友接觸精神科醫生。但現在我知道，有些疾病的確需要藥物的治療。在我服藥之前，當我都不相信我所見到的人，認為不是他本人的時候，沒有人可接觸到我。
一想到那些明明需要跟我一樣服藥，卻沒有人提供(像我的HMO)或支付適當的藥物治療，我便很害怕。我常常得到國家的藥物治療，其他富裕國家也應該有的，而現在我比平常更需要這種藥物治療。
不過，這種治療必須發生在互相關心的女同性戀關懷社區內，在接受治療的時候，朋友盡量給最大的支持，就像我朋友所做的一樣。縱使那人已瘋了，不再肯定甚麼可信的時候，一個溫暖而友善的語調仍是傳遞了一些訊息。
我剛剛開始以圈內人的身份，跟其他傷殘女同性戀者談話。美國國家女性研究協會傷殘核心會議令我明白到，世上還有地方可以互相尊重地分享我們所關注的。我以前會以局外人的身份向小組滙報，但這一年我參與了他們的工作坊之後，受到感染。她們歡迎我，現在我有了新的身份。我一直習慣公開我所有的身份，我想公開這個身份也是相當重要的，以挑戰刻板印象以及為我們的權益發聲。
此自傳出處│
Victoria A. Brownworth and Susan Raffo, Restricted access: lesbians on disability, (Seattle: Seal Press, 1999).
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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