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1920年代的春園街（來源）
文：Stephanie & Sindy
灣仔和很多香港島早期發展的地區一樣，現在已是一個新舊混合式的社區。新式商廈林立，是白領麗人出沒的地方，但同時間，區內又有著很多具數十年樓齡的唐樓，以及貫穿其中的排檔。唐樓和排檔之間，形成一個饒富人情味的生活空間，見證了灣仔的發展和變遷，而當中發生的人和事，總是耐人尋味的。
年廿七的下午，我們到了灣仔春園街訪問排檔檔主：峰哥。初見峰哥，他身穿黑色夾克，帶著銀色戒指，濃眉大眼，一副江湖兒女的模樣。毫無訪問經驗的我們，的確不知從何入手。幸而，在社工代我們表明來意後，峰哥立即收起吊兒郎當的模樣，正經且專注地說：「你們問吧。無論如何，我都一定會幫手的！」峰哥專注的眼神讓我們無比的親切，這才讓我們放下緊張的心情，開始進行訪問。
長得像「義氣仔女」的峰哥其實是個好丈夫、好爸爸。他七年前，為了養妻活兒，於灣仔春園街後街經營固定排檔，賣過不同類型的貨品。他現時專賣女裝休閒手袋、環保袋、銀包等「潮物」；而其太太峰嫂，則在前街經營售賣頸巾和冷帽排檔。夫妻二人育有一子一女。就這樣，兩個小小的排檔，養活了他們一家四口。峰哥年約三十多歲，對比起春園街的其他小販相對年輕。但事實上，當上小販前，他曾做過不同的工作，在社會上有多年打滾的經驗。
峰哥笑言自己少時為人聰明，但無心向學，結果中三後便出來社會工作。時值九十年代初，他初出社會，經人介紹下，在粉嶺當了近三年「界瓦仔」，即製造大廈外牆的瓷磚。峰哥憶述：「當年做『界瓦仔』時人工的確不錯，九小時工作，但有五百元一日，就是太過沉悶而已。」加上後來目睹了工業意外，意識到工作的危險性後便辭職了。之後他當過水吧，輾轉做過地盤工程等工作。十多年前，由於石棉建築被測出含有致癌物質，政府頒令拆卸，以致出現大量拆石棉的工程，峰哥就是於當時入行的。後來，即使石棉清拆工程也日漸式微了，更出現了開工不足的情況；加上政府又大力推行基建，他又唯有開始從事地盤工作。峰哥憶及那些日子，雖然覺得自己幸運地遇到好老細，準時出糧，且人工不俗，但始終覺得不適合自己。他說：「地盤三行品流複雜，體力勞動消耗大，而且安全措施根本不可能做到足，其實挺危險。」因此，要盡快轉工的念頭一直縈繞心中。之後，大兒子出世，峰哥也需要一份時間靈活的工作來照顧孩子。恰巧其小姨子在春園街經營時裝店，因此在機緣巧合之下，他向政府申請固定排檔小販牌照，開始從事小販。之後，太太亦開始經營排檔，夫婦二人一起在街上辛勤工作。
七年的小販時光中，峰哥一家在春園街嘗過了不少甜酸苦辣。在街上討生活，風吹雨打，日曬雨淋定是必然的了。「夏天的時候，周圍的檔板有幾十度，打隻蛋下去絕對會煮熟！」由於夫妻倆也要看檔，分身乏術，只好把小孩子帶在身旁。學校假期或是上課前後，孩子們便在排檔旁做功課和玩耍；而當孩子睏的時候，峰哥峰嫂便在檔旁弄個紙箱，讓他們睡覺。雖然無奈，但夫妻倆兩為了餬口，實在別無他法。這七年間，峰哥亦和一眾檔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有時候為了照顧孩子上下學，峰哥不免要離開檔口一會；這時便要旁邊的小販幫忙看顧排檔。還有，一家人日常生活的所需品，如「開門七件事」，就也是在春園街上一一辦妥的。小販之間還會互相給折扣呢！當日訪問其間，旁邊檔主伯伯還過來跟我們打招呼，又和峰哥相互調侃，彼此的感情可見一斑。
問及當小販的體驗和感受，峰哥笑說：「其實當小販真是很適合自己。時間靈活，有開工就有錢，又方便照顧孩子；加上現金交易，簡簡單單。雖然不可能賺大錢，但起碼有餐飯食。反正已經慢慢習慣了這份工作，所以不想轉工。總而言之，小販這工作是『勤力無壓力』！」但事實上，峰哥經歷了不少起伏，並陪伴著灣仔春園街和太原街面對過不少風雨。峰哥坦言，小販這行業可謂易學難精，初時容易上手，但之後如何持續，就要一步步慢慢來。他憶述當年初入行，自己憑著一股拼勁，到內地入貨，碰過不少釘子；加上生意不穩，初時確實有點兒心淡。做了一年多後，累積了一定的經驗，生意便慢慢穩定下來。自以為可以一直好好地經營下去的時候，卻面對著排檔要被清拆的壓力。峰哥指著排檔對面的豪宅道：「當年這豪宅剛剛建好，可能是因為內裡的業主和住戶不想見到我們吧，由那時開始，政府便打算收回整條街的排檔。幸好當年得到很多熱心人士的幫助，大家發起了保留街市市集的行動，我們才得以繼續經營。」這場風波過去後，峰哥找到了批發伙伴合作，經營的壓力也減輕了不少。一年多前，他們一家獲配公屋，終脫離「N無人士」的狀態。當他以為日子可以平順地過下去的時候，花園街大火卻令他平靜的生活，再次掀起波瀾。
峰哥接受訪問時，不斷與我們反映食環處在花園街大火後的處事作風，是如何令小販們的生意備受影響。「食環現在每天也來巡查一兩次, 令我們當小販的十分困擾。政府部門做事就是那樣, 永遠只是做些表面工夫, 花園街火災前又不見那麼勤力。」面對因為花園街大火後而變得頻繁的巡查，峰哥不甘政府將火災的責任轉到小販身上；但卻因個人能力所限，他也只能無奈地與我們傾訴。對於食環署的新條例和政府將引進的釘牌制度，他認為是不切實際的。峰哥認為新制度完全沒有考慮到小販的實際情況, 因為3呎乘4呎 的限定經營面積，是完全不可能在現實中做到的。即使在收鋪後，攤檔的大小能勉強做到3呎乘4呎, 但在開鋪時也一定做不到。「難道不用將貨品展示出來的嗎? 難道要顧客在那個3乘4的『盒子』中自己找貨品嗎? 政府根本沒有考慮到小販的實際情況。」峰哥覺得政府的所謂諮詢和建議, 只是想藉此將小販攤檔清除。「政府所說的釘牌建議，其實很容易就會將小販釘牌，6次警告很快就可以用完。貨品放超過限制便要被警告的話，一天便很容易被抄牌警告兩三次。如果食環處的職員存心作弄的話, 甚至有可能一天過後，便被抄牌警告6次，立即需要釘牌。」對於小販來說, 釘牌制的確嚴苛，而且完全沒有顧及小販們的生計。峰哥說:「釘牌不是不可以, 但政府又不再恢復發牌制度, 變相是以釘牌制和新條例去趕絕小販。其實小販也是為生活, 一人讓一步便可以做到大家開心, 為什麼政府要如此絕情呢? 如果釘牌制真的實行的話, 我們大家被釘牌後，便大不了當個無牌小販, 反正都是要被拉的了。」其實，峰哥不是要求政府如何幫助小販, 只是希望政府能體諒小販們的難處和需要，能夠提供一個空間好讓他們能繼續生存下去， 讓小販文化得以持續， 因為這是香港大眾獨有的生活模式。
對比起灣仔露天市集的小販們，峰哥當小販的年資不算長；但對於小販在社會上所發揮的作用, 他亦有一番獨到的見解。由開始訪問到結束, 峰哥不斷強調，小販其實是代表了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模式，同時亦方便了不同階層的人士。峰哥常說:「不是每個人也有那麼多時間，能夠花上一句鐘走進百貨公司去買一條毛巾的；亦不是人人也負擔得起大型超市或百貨公司，上百元一條的毛巾的。在小販檔中, 十元廿塊的毛巾反而人人也負擔得到，而且也不用麻煩，要走進百貨公司。放工放學，經過小販檔就可以買到了。如果沒有小販, 那麼人們要到那裡買東西呢？難道永遠只能到百貨公司和超市嗎?」用上低廉的價錢，便能購得心頭所好；而小販又能維持生計，這其實是一種互相幫助。正如峰哥所說「都是你幫我，我幫你而矣。」在峰哥的眼中, 小販並不只是服務低下階層或是基層市民, 而是服務所有不同背景和階層。來這裡買東西的，不只有一般的師奶, 也有學生、外藉人士、 遊客，就連富豪也有。「很多住在山頂的富豪，也常常駕著名車，到這裡來買東西呢。」從中可見，小販的顧客無分貴賤，是一種本地的獨有文化。另一方面，峰哥亦認同小販其實是提供了一個機會，予有需要自力更生的人仕。如果沒有小販這項職業, 可能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據峰哥所說, 其實很多小販都有資格申請綜緩，不用日曬雨淋。但是，礙於綜緩的負面標籤, 很多小販都寧願選擇自力更生。「有手有腳還是靠自己吧, 而且小販中有很多是更新人士, 當小販只不過是想靠自己過一些正常生活。對於上了年紀的小販, 他們只不過是想在自己仍有能力時，用自己雙手養活自己罷了。」除了小販外， 峰哥亦強調小販這一行業間接養活了不少外圍的人, 例如運輸工人和批發商，因此沒有小販的話，整個社會絕對不能維持, 社會問題也會更加嚴重。
對於未來, 發生近年多次的排檔事件和政府的行動後，峰哥已經看淡了小販行業的前景。他估計，灣仔區的小販排擋很大機會在未來幾年，便會消失。但他仍寄存一絲希望，期望政府可以留給他們小小的生存空間, 做到「人人有工開，有飯食」便可以了。
後記
在完成訪問後，峰哥不斷說他是個粗人，什麼也不懂。他所說的也只是個人愚見, 沒有太多的思考。但其實經過訪談後，我們卻了解到，他雖然不是有著什麼高學歷和地位, 說話也不時滲著幾句粗言, 但這些都並不代表他是個「老粗」。從峰哥與我們理性地分析小販的事情中，我們反而了解到，他有著自己的獨有見解, 亦不會將所有責任推向政府。雖然接觸時間並不多, 我們也能從這短短的一個下午了解到：也許，小販這一行業，真的有著極大的生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