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的監聽報告又再出爐，筆者發現執法機關的監聽申請似有「愈批愈多」的趨勢，或對市民的私隱形成威脅；遂翻查由《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立例至今，共8年的監聽報告（2006-2014《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周年報告》）作查證。
當中共有四項發現：
一、執法機關的監聽申請愈來愈多
二、法官拒絕授權予監聽申請的數字逐年下降（愈批愈多）
三、監聽的被捕人數大幅下降，及
四、執法機關的違規個案大幅上升
筆者簡要整理8年的監聽報告，並分析歷年數據闡述上述發現。
一、執法機關的監聽申請愈來愈多：8年升三倍
下圖可見，執法機關的監聽申請普遍有上升的趨勢。由2006年449個申請至2014年1518個申請，8年間上升多於三倍。值得注意的是，本年是自2008及2009的高峰期後，監聽申請數字最高的一年（亦是近五年內最高）。
補充：執法機關要監聽市民，必先向法官申請。得到法官授權後，才可進行監聽。
二、法官「拒絕授權」予監聽申請的數字逐年下降：愈批愈多！
法官拒絕授權予監聽申請的數字逐年下降。由2006年的35個「拒絕授權」至2014年的4個「拒絕授權」，下降竟達多於8倍。在監聽申請愈多，法官授權愈多的情況下，意即批出的監聽申請愈來愈多。
三、監聽的被捕人數大幅下降
從下圖可見，監聽下的被捕人數平均下降，由2007年661位被監聽的目標人物被捕，至2014年222位被捕，7年間下降達3倍。反映「監聽行為」對執法機關破案的成效愈來愈低。
背景補充：《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成立的原意，就是監察執法機關在「偵測嚴重罪行」及「維護公共安全」的兩個原則下，對市民的監聽／監察行為，保障市民私隱。在監聽愈批愈多的現況下，被捕人卻愈來愈少——究竟執法機關選擇「監聽」的目標，是否能有效幫助破案？
由2006年至2014年，8年間「非監聽目標」的被捕人數都比「監聽目標」多。
上圖：被監聽期間及監聽後，被捕的「監聽目標」及「非監聽目標」。
四、執法機關的違規個案大幅上升
從下圖可見，執法機關對法律專業保密權的違規監聽個案持續並大幅地上升。由2006年的0宗升至2014年的30宗，上升達30倍。反映執法機關未能妥善執行監聽實務守則、執法機關對監聽行為的守則訓練不足，及截取通訊監察專員未能有力制衡執法機關的監聽行為，未能有效保障市民私隱。
背景補充：前任的截取通訊及監察專員——胡國興大律師，由2006年至2012年在任，多年不停狠批執法機關不理解及不重視截取通訊及監察專員的工作，同時屢次在周年報告中表示「專員」無實權，即使執法機關違規，也無實權跟進。
執法機關監聽愈來愈濫，無人管到？
圖：前任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邵德煒，負責監察本港四個執法機關的監聽行為，包括廉政公署、警方、海關及入境事務處。
【「專員」無實權：執法機關違規加劇，也無權跟進】
當中，在2008及2009年，更首次有2宗新聞材料被監聽的個案（2011年再有2宗），對新聞自由構成威脅。胡國興在2009年更直指廉政公署嚴重違規，其總主任在多個環節都未能察覺錯誤截聽。又不記名指責警方，如擅自決定銷毀違規截聽的紀錄、「傲慢囂張，表現近乎抗命！」。其中，2007年一名警務人員對胡官要求他提供陳述表示不滿，指摘胡官「剝奪了他用來保障公眾安全的寶貴工作時間」。
執法機關違規的情況似乎並未改善，更有惡化的跡象。2015年7月，廉署及警方先後被揭發，曾接觸國際知名的黑客公司Hacking Team，使外界對執法機關監聽的情況更見關注。
在2012年，現任專員邵德煒發表的周年報告裡，雖有表明違規的執法機關的懲罰，但多是「口頭警告」——回看2013年的數據，違規個案不跌反升；似無太大實際功效。
【未確認曾否「向電訊服務提出監聽申請」：繞過《條例》取市民資料？】
此外，2009年的周年報告也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要點。2009年，專員修訂過「實務守則」，即執法機關須遵守的「監聽守則」。當胡官查詢執法機關監聽時曾否「向電訊服務提出申請」，執法機關未予確認——即有可能繞過《條例》，直接向電訊服務供應商取用市民資料。事後，胡官在周年報告中表示或因剛修訂「實務守則」，執法機關未清楚要呈交的資料。
【《條例》存灰色地帶：佔領運動與遊行集會被監聽】
在雨傘運動後，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邵德煒曾向記者承認，沒有收到警方監控即時通訊的匯報，間接承認法例無法監管截取網絡通訊的事實；令外界及議員質疑佔領運動及遊行集會也會被監聽，公安的監聽更沒有細項數字。
邵德煒被問及可否監聽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如WhatsApp）的內容，邵卻指「不能回答」。保安局在4月9日的會議及至4月29日的書面答覆上，亦無正面回應網絡通訊是否受到《條例》的監管。
【拖延多年終修例：小修小改助長政治監控】
歷經8年，保安局終修例。立法會《2015年截取通訊及監察（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在本年5月2日舉行公聽會，當中議員質疑《條例》已經過時，不能保障市民私隱，執法人員實則不須「截取」網上通訊，直接向網絡服務供應商索取便可取得數據，變相繞過《條例》。保安局承認有關行動屬執法機關日常搜證工作，《條例》並不適用，亦拒絕說明《條例》如何應用在Whatsapp、Line、Telegram等即時通訊軟件上。
資料來源：《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周年報告》
延伸閱讀：獨立媒體（香港）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