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君無為於上，群臣竦懼乎下 」——《韓非子。主道》
有關中共黨國（party-state），主流都有兩種看法。一者是中共治國無方，國家機器沒有效率，很快崩潰。常見的「支爆」論即為此。一者是神化中共治國能力，尤其是和英美民主制比較，民主既缺乏效率，又淪為民粹政治。中共雖無民主，但精英官僚也能為人民帶來公利，令社會平穩發展。「中國模式」論即為一例，清華學者貝淡寧（Daniel Bell）亦有類似看法。
在《完美的獨裁》（The Perfect Dictatorship）一書中，牛津學者Stein Ringen 嘗試指出，前者低估中共黨國的效率，而後者則過份美化。Ringen 在書中屢屢指出，「唯有中國如此如此」，就是要指出中共的獨特性。它比毛澤東時代中共、蘇聯、納粹德國等舊式獨裁更為進步。它監察一切，間接引導人民走向它們希望的方向。它的控制如臂使指，以龐大的官僚和特務機關把一切反抗扼殺於萌芽之中。不能因為討厭它，就貶低它的管治能力。然而，Ringen 也指出，這個龐大的黨國有不少隱憂。它遠非自己述說般偉大、為人民服務。它不斷苦惱於自己的統治缺乏正當性，甚至用民族主義、「中國夢」建立自己的正當性，而有玩火自焚的危險。中共黨國是完美的獨裁，完美地有效，但不能免卻獨裁的先天性缺憾。
中共有三大恐懼︰清末以來的百年屈辱歷史，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革，蘇聯放權導致滅亡。百年屈辱令中共無論如何也要維持強硬大國形象，否則無法解釋自己何以統治人民。毛澤東令中共轉向謹慎的集體領導，避免集權導致腐敗。蘇聯令中共視控制人民為第一要務，經濟向左向右也好，控制人民是第一法則。三大恐懼決定三大方向，然而三大方向之間開始出現張力。為了控制人民和維持大國形象，中共開始重新趨向集權，遂有習近平出現。
The rule no.1 of Chinese politics，黨國的最高決心只有一個，自身的萬世永存。其次是領土完整，一切視為領土糾紛的問題都不可退讓。是以中共不容許新彊、西藏、台灣、香港有脫離中共控制的跡象。但為何領土問題上如此強硬，就是因為中共必須和割讓國土的清朝作對比，維持中國的大國形象，令人民有「中華民族站起來」的滿足感。而第三是經濟發展，開放部分經濟市場令人民得以滿足。
簡而言之，不論是堅持領土完整和發展經濟，都是為了共產黨繼續執政而服務。而領土完整又更為重要，甚至可以為此接受巨大經濟犧牲。若Ringen所言為是，那香港部分人以為香港可以用自身的經濟價值去bargain 中共政治上放權，則無異於緣木求魚。
Ringen 首先批評中國的經濟神話。2014年外長王毅曾說「中國取得的成就就是當今世界最成功的故事」。的確，中國現在是巨大的經濟體。但人均收入的標準上，只是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的GDP增長很高，但增長的某部分是由大量借貸來投資所驅動，而這些債務都超出投資所能報酬的程度，而且多是對人民實際益處不大的大白象工程。簡而言之，中國的經濟成就，有效果（effective）而無效率（efficiency）。增長是建基於巨大的債務和過度的投資。機器有產出，但營運的成本卻過高。它有結果，但只是靠著高度的投入，而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成果。
Ringen 以南韓作例，南韓從四十年代開始現代化，四十年內，從貧困國家轉成高收入國家；從獨裁轉成民主；還有一個安全網鋪遍全國，形成一個相對均富的國家。中國改革開放也開展接近四十年，仍然是獨裁；安全網無效，貧富差距嚴重；經濟發展數字超過南韓，但人均收入仍是中等。以南韓和台灣為借鏡，就會覺得中國的經濟奇蹟不外如是--它只是之前見過的東亞國家發展模式，而且和前輩相比還發展得馬馬虎虎。它的經濟成就很龐大，不是因為領導人獨具慧眼，而單純是因為人多而已。
中共以經濟發展帶來的大量稅收，支撐龐大的監察系統，收集情報，監察所有人的一舉一動，致使異見分子甚麼時候吃飯、見甚麼人也暸如指掌。然而，中共只是監察，並不隨便干預。它干預的指標是人民開始出現獨立的公民社會運動。人民可以個別地罵政府，但一旦出現組織化現象，中共立即會以各種罪名拘捕他們，或是找人裝扮成普通民眾騷擾、毒打他們。這和反不反共沒有關係，一些民間組織的方針是和官方政策一樣，例如保護婦女權益、反貪腐、反愛滋等，但組織一旦擴大到一定地步，領導人就有危險。總之，中共要令社會只有一個權威、一個獨大的組織，就是中共自身。
因此，Ringen指出，香港的雨傘運動，對許多中國人是很震撼的。公民之間以強大連結對抗政府。它不是俯首接受中共統治，亦不是騷擾到平民生活後注定被鎮壓的暴動，而是第三種參與政治的可能，一種獨立公民組織連結、擴大後可能出現的未來。
中共的控制，並非直接控制，而是間接控制。它不像北韓般連人民剪什麼髮型也干預。它容許人民有很多自由，買Iphone 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甚至網上罵政府的自由，但只要人民越過某些底線（例如公民組織壯大），就會毫不留情打壓、監禁、殺害，甚至株連無辜。因此人民可以網上罵政府，但網上支援香港雨傘運動、建立連結互相呼應，就要被判刑。經過數次打壓，人民就會知道黨國在監察他們，也知道黨國的底線在那，就會自我監察，令黨國不用多費氣力控制。
中共不要求人民從內心對他們歌功頌德，但只要釋放某些信號，人民就會自己知難而退。在中國，人民很自由，只要你知道底線在那。這種控制模式，甚至不需要勞改營等野蠻設施，間接而有效地製造大量順民，Ringen 稱之為管控專制（controlocracy）。此控制方式的改變，亦和《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互相呼應。該書亦指出，新一代獨裁者就是放鬆某些不重要的自由，而抓緊另一些特別重要的領域，例如傳媒、社會組織等。
中共的控制和發展， 最後是希望導向一個什麼的未來。關於中共的治國方針，Ringen提出三個假說。
(1) 平凡假說（Triviality Hypothesis）︰中共是一個「平凡」、價值真空的國家，不像美國會以自由民主等價值為立國精神，也不像北歐國家以自己為福利主義的代表。它唯一的目的就是政權存續。沒有大志，沒有意識形態，沒有為人民謀福利的遠見。所有的政策，展現實力也好、提供公共服務也好、經濟發展也好，全是為了政權穩定。國家不是為了價值而服務。反之，國家「就是」價值自身。
(2) 福利假說（Welfare Hypothesis）︰中共雖然專制，但努力朝向一個更完善的福利國家發展，在公共政策中保護弱勢。保護公民福祉即為國家核心價值。胡溫時代的中共曾以福利國家自許。
(3) 強權假說（Power Hypothesis）︰中共有一套意識形態，只是裝成沒有野心。其意識形態即為黨國的核心價值。毛澤東時代即為一意識形態國家。
中共是屬於那一種呢？Ringen 首先推翻福利假就。他考察中共稅制，指出中共稅制整體而言是高稅而累退的。國家的公共開支龐大，因此稅收亦龐大，但巧立名目裝成低稅國家。而富人和中產有不少途徑逃避巨大稅務負擔，大部分的承擔的是基層窮人（記得秦暉在 《中國關鍵七問》中也有類似的判斷）。例如基層的農民工最需要社會保障，但許多社會保障偏偏沒有照顧農民工。而且福利服務分配經常受私人關係影響。如果我們比較中共在控制人民和福利政策上的意志，兩者簡直是判若雲泥。黨國有足夠行政能力和稅收僱用大量黨工監察人民，二十四小時在互聯網上清除不利資訊，但卻不願意把基本福利公平地延伸去農村人口。Ringen 認為，中共要成為福利國家，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福利只是為了令人民不作反，而非黨國的核心關懷。
餘下的兩大假說，Ringen 較傾向平凡假說，但他認為中共似乎正向強權假說傾斜。鄧小平雖然在八十年代開放市場，但他從沒有開放政治權力。共產黨執政自鄧小平以來一直也是黨的最高原則。是以黨無意朝向民主發展，但其控制有效的國家機器也令他難以滅亡。中共會繼續謹慎地控制社會，平凡地維持統治。
然而，Ringen 也指出，中共也愈來愈難以維持其「穩定」的表象。財閥橫行、環境污染、股市崩盤、人民幣貶值、天津大爆炸。不論是社會層面和經濟層面，中共的統治正當性愈來愈受質疑。為了重建正當性，中共開始轉向以意識形態為基礎的強權國家，這就是近年習近平開始不斷說「中國夢」的原因。中國夢的靈感既來自美國夢，但又和美國夢迥然不同。美國夢是個人先於集體，人人都有自由發揮其能力。中國夢則是集體先於人民。民族的復興，高於個體的福祉。政府的目的，就是為了民族的復興。因此，異見人民受到迫害、農民工被剝削、人民受到監察，這一切都可以被原諒，因為它們有助中華民族的復興。
這和二戰時的法西斯主義修辭驚人地相似。
習近平也許不是全心擁抱這樣的中國夢，他只是在試驗，看看那種口號可以凝聚民心，繼續共產黨的平凡統治。他可能甚麼時候會收手，令中國回歸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非意識形態國家。也可能玩火自焚，反而被民族主義駕馭，不再務實而和周邊國家衝突。這是今日中共的兩難︰黨以有效的國家機器維持管治，但缺乏正當性令管治有效但缺乏效率。黨要有效率的統治，除了民族主義就沒有其他意識形態可資利用；但黨若以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就可能重蹈二戰法西斯國家的後塵。
總評此書，論點算是大路，結構頗不清晰，資料嚴格來說亦不足。但正如Ringen所言，在很多中國數據都不可靠的情況下，實在難以建構嚴謹數字分析。大體來說，可視為《獨裁者的進化》一書的case study，理解中國治國方向的入門書。更值得反思的是，中共的controlocracy，底線即在於公民組織的壯大，是否反過來代表壯大的公民組織是民主運動的樞紐？ 雨傘運動後，香港響起一遍「不要大台」、「你不代表我」及「不要領袖」的聲音，許多人反對 「有組織」力量的行動 ，認為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組織更為靈活、有力。但這是否令香港公民社會有「大陸化」的傾向？組織或許蹣跚，令人失望，但打倒組織，令人民回歸連結鬆散的個體，又是否真的有助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