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年，一個多事之秋，就這樣過去了。不過總想不到，最後送走這一年的，竟是一個年輕人的性醜聞，以及一位京老爺冷冷的六個字﹕井水不犯河水！
年初的時候，青年「八十後」領軍反高鐵、停撥款運動，社會上爭議不斷。有意見竟然認為，不支持花上六百多億公帑搭上這條連接全國新建高鐵網的列車，其實並不是嫌它花錢太多，走線不理想，對環境的破壞和風險大，而是一種香港本地的「孤島心態」使然，這種心態拒絕和抵制中港融合的大趨勢。
按這種「上綱上線」式的泛政治化評論，反高鐵運動不是一場關乎公共開支和城市發展規劃的爭論，而是「中國認同」與「本土認同」的決戰，所以「八十後」積極參與反高鐵運動，很快就又扯上青年「恐中」意識嚴重，青年人是否不甘願作中國人等等老掉了牙的意識形態問題。
這種想法當然言過其實，捕風捉影。不過，它亦正好和這十多年來，另一種以為香港會逐步逐步在回歸之後，喪失自己的獨特性，七百萬香港人將會消失在十三億人的汪洋大海中，「香港身分」將會日漸無關重要的憂慮，互為表裏，互相映照。
第一種說法認為香港的中國性不足，第二種說法認為香港的中國性過多。前者號召香港的思想、文化全面徹底回歸，後者認為要捍衛香港認同，香港的本土性。可是，兩種說法都生硬地把香港性和中國性對立起來。究其實，香港之為香港，正是基於兩者永遠糾纏不清、但亦相生相剋的關係。
筆者一直認為，香港人有必要警覺自身主體的進一步沉淪消蝕，也有必要繼續完成從未完成的（解殖後）主體性，然而對於香港之必然會擁有一個與中國有異的「身分認同」絕不憂慮。因為無論是前朝的英殖民統治者，還是今日的北京當權派，都熱切地為香港人設定一個讓他們畫地為牢，自困井底的香港「身分認同」。這種香港「身分認同」在英治時期，用以拒絕香港人建立對英國的認同，在回歸之後，也正要防止香港人過度認同中國！
港澳辦官員年末重彈「井水不犯河水」的舊調，如果不是犯有挑起中港矛盾、撕裂族群的嫌疑，也是一種破壞港人全面認同為中國人，對高呼「文化回歸」大業者的一盆冷水。
其他原因不贅，只談一點，也就是「河」與「井」作為港人認同中國的民族主義想像。
筆者這一輩五十後，是在欲求認同中國而不得的殖民時代成長的。擁有秀麗的山川土地、豐富的人情歷史的中國，在這個狹小而又深受五六十年代冷戰對抗所隔膜左右的香港，曾經是一個令人神往，讓人靈魂救贖的朝聖目的地。一闕《我的祖國》，歌詞「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曾經令多少香港六七十年代成長的青年人潸然淚下。不是因為這些文字寫出了自己的真實經驗，而是它們寄託了自己認為失去的經驗。而當時在青年學生當中高舉親中愛國旗幟的人（今天這些人也不少當了所謂人大政協），也在大力貶斥香港人不懂中共中國，是一些十足的井底蛙。
跳出井底，擁抱大江大河，可以說明香港當年一輩青年愛國者的精神面貌。
於是，對黃河的迷思與崇拜，出現在打開了國門，邁向開放改革的七八十年代。在當時流行的艱苦式青年假期回國旅遊熱中，大大慰藉了這些「想像遊子」的殖民地思鄉病。沒有這點在矇矓的青春夢幻中養成的思「鄉」病，這些其實是土生土長在香港的青年人，也不會成為八十年代初「維持現狀論」霸權底下仍孤聲高喊「民主回歸」的獨一聲音。
二○一○年，是香港青年的理想主義傳統復蘇的一年，對環境、鄉土、家園和城市生活及空間的觸覺，使青年人重拾理想，不再甘於作金融財閥、地產霸權、單一生活價值體系所囚禁的井底之蛙。這種青年理想主義，令筆者不斷回想起自己成長年頭的理想主義。當時的理想主義，正是要打破殖民與資本所共同營造的狹隘香港視界﹕要放眼世界、認中關社，不作殖民香港的井底之蛙。
當時的左派提倡青年「認中」，只批西方，不作內省，自有盲點無數，可是，如非當年鄉土家國的呼召，走出殖民政權吸納華人才俊的共謀統治之困局，又何來「四人幫」倒台之後，香港青年學生自發了解和幫助七九年「北京之春」民刊運動，以及八九年支援北京學生運動的義舉？
對於那些在這十多年來，不時奏起香港人愛國不足論的人來說，要不是自欺就是真正盲目。他們總以為「愛國正確」在香港是十二金牌、尚方寶劍，可以叫港人臣服。殊不知，當人人都戲假情真，煞有介事，既捐款，又扶貧，更要在金錢之外，投入真實感情去愛土地、愛人民，為那些中國孩子、那些孩子的父母感動擔憂，愛國愛民熱情真正澎湃的時候，他們的愛國行為就一定會踏出紅線之外。
這些時候，總會響起那種重複而熟習的聲音﹕井蛙們，回到你們的枯井裏找水喝！這不是你們要的嗎？做人，不要太中國人！
的而且確，今天香港人的中國性，不是嫌少，而是有人恐怕它太多；香港的中國性不是過於使人忠順貼服，而是它過度危險反叛。問題不在於中國性本質進步前衛，而是它太過飄忽和難以駕馭，歸根結柢還在於，中國還是一個未完成的民族國家。
一百年前，孫中山先生曾經利用香港之便，糾集金錢力量，發起革命，推翻滿清。以同一民族中人人平等，不分貴賤的平等公民權理想，打破封建帝國秩序。革命訴諸種族差異，以漢人為革命主體，打破滿人獨斷的帝國體制。中華民國的初始理念，是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共建共和，民權至上。
可是，民國初年，對何謂中國人的內涵，根本無法有一清晰的共識，究竟是否漢人才是中國人？還是中國應包括周邊以前以藩屬朝貢關係維持的其他民族。民族主義者政策方針一向反覆多變，可是，隨着革命變為戰爭，大一統意識主導，強者為王。今日這個大體脫胎自滿清版圖的中國，實際上充滿了內部差異。
對香港人來說，三十年前回歸中國的想像，是回歸到同一個有共享公民基本權利，分擔民族感情與苦難的民族國家。卻料不到，所回歸到的，是使殖民差異原則變本加厲，以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為最高理念的帝國／天朝體系。
三十年前香港愛國青年以浪漫想像和殖民經驗片面投出來的情感中國，今日已經是活在眼前的真實。你要愛那裏的山川、土地、人民、歷史，就不能不也直面承擔他們的苦難和不公義。而這種不再能只訴諸浪漫投射而來的鄉土故園情懷，紮根於人情生態、生活體驗的吾土吾民之情，又豈能只是以遠走他地為寄託，而不是從腳下身旁的社群鄰里開始？
愛國若非空談，自然需要立於足下寸土。
立於足下寸土，香港八十後反高鐵青年如是說。
所以，香港的愛國主義赤子之情，自然不得不轉化為本土情及本土主義。而正是這種珍重生命、社群、歷史經驗的本土主義，可以和反歧視移民的抗爭運動相通，和追究川震豆腐渣工程責任的關注互相共鳴，與遭受到不公義的毒奶粉受害人感同身受。
青年孫中山一百年前在香港有機會接觸到中國以外廣大的文明世界，回頭在他生長的那個有如井蛙般夜郎自大的國度翻騰，引領中國走向大江大海。數十年後，因種種歷史的錯置與偶然，困處殖民小港的另一代青年，因着江河的感召走出買辦奴才構陷的井底世界，呼吸泥土之上的新鮮空氣。
今天，井已不是從前的井，河也不是從前的河。
一百年來，山河巨變，民國走樣，共產主義亦名存實亡，取而代之的也不是民族主義，而是愛黨主義和以儒家帝國為想像藍本的天朝主義。如果不信，看官翻翻中聯辦研究員強世功所寫的《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你就知道作者如何悄悄地給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中國收回主權的行動，重新詮釋為「恢復了中國古典的封建政治原則，激活了儒家政治理想」，是「帝制的古典」「中國」的政治內容，放在現代的主權「國家」容器，是中國式的「郡縣」與「封建」兩個原理的不斷調適，云云。
在悄悄降臨的天朝政治底下，自然沒有人會相信平等公民權的原則，所謂「河」與「井」的區別和區隔，就是封建原則的引伸。如果現代主權的民族國家模式，原來只是西方文明霸權勉而為之硬套在「中國」頭上的話，那為了迎來這位強先生心儀的中華文明偉大復興，他放棄了民族國家的分析框架。那麼，應該一起丟棄的，就同時應是那套「血濃於水」的民族主義幻想。王光亞主任的真正信息正是要告訴大家﹕別搞錯，血濃於是水還是水呀！
二○一一年，要在香港重新體味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意義，除了是及時掙脫（中聯辦也認為過時了的）民族主義夢幻，領會作為一個封建特區人的意含，迎接這個有點時空倒錯的天朝世代，但正也是時候，重溫那個一百年來，被弄上神壇而被擱置的孫中山，和他那個被嘲弄和廢置的民權民國的理想。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香港人不來領頭想這件事，你以為還沉醉於天朝大國夢中的中國人會嗎？
<明報>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