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一直不讓網媒擁有與傳統媒體一樣的採訪權，立法會還算好，網媒可以拿臨時證。至於獨立記者，則在任何官府機關及場合都幾乎是完全無權進入。往外看，台灣的獨立記者及網媒也在爭取立法院的採訪權，最近台灣朋友告訴我，民進黨控制的立法院即將會從善如流，包括獨立記者內都很可能獲得採訪權。
至於媒體控制嚴苛的中國大陸，有採訪權等於沒有。一位大陸媒體工作的朋友告訴我，近年令人關注的新聞內容，幾乎都要靠體制外的獨立記者了。
中國大陸媒體都是廣義的官媒，沒有民營，大部份都是各級及各地政府黨委控制，宣傳部直接掌控，例如，過去曾獨領風騷的自由派陣地南方報系，其實也是屬廣東省委的媒體集團。而且，記者一定要申請准證，否則不能「自稱記者」。申請者要考核，只有在媒體機構工作的才能拿到，每年還需要年檢。記者穿著這緊身衣，加上近年內外交煎，在內，編輯室每天不停收到宣傳指示，在外，媒體人經常遭關押判刑（例如港人較熟知的賈葭事件，或更早前的高瑜案），體制內記者幾乎動彈不得，士氣低落。不少名氣大的去了騰訊、網易等做管理高層，例如我個人當年十分欣賞的南都及南周的資深記者傅劍鋒，便去了騰訊大浙網做了CEO，而少數離開體制的獨立記者，憑著道德勇氣，以及之前建立起的網絡，進行獨立報導。
最近便認識了幾位這樣的大陸獨立記者（不便公開名字），他們都以「訪問者」、「記錄者」、「作家」身份進行採訪，以避開「記者」身份。然而，獨立記者也有很多類型，我暫時觀察了兩類。
第一類較像我們香港想像中的獨立記者，由題材到採訪過程，都非常「獨立」，例如，並不以時事熱門話題為主，具有中國過去的報導文學傳統。例如，針對為人忽略的歷史事件進行挖掘，如不為人知的反右、文革的地方故事，又或者是家鄉或生活的地方事。除了報導外，他們也作評論。近年興起的微信公眾號，是他們的發佈平台，內有打賞功能，寫出能引起別人共鳴的作品，也取得一些酬勞。當然，這不能與近年的網絡紅人相比（這部份下篇會談）。我在網上找到這位「記錄者」的自述。
第二類則比較是主流媒體派生出來的外判工，他們與體制內記者關係較密切，許多體制內無法寫出來的新聞，或受制於審查部門、媒體內部控制而無法做的調查，都會嘗試給他們做。而這種獨立記者寫出來的報導，可以反過賣給媒體以及一些入門網站。例如，即使是中國最大的入門網站，規管上亦不能有原創新聞（當然形式上不能有自己的記者），卻以投稿或特約邀稿的名義，讓獨立記者供稿，也養活他們。我在微信便找到一個叫「前街一號」的公眾號，他們自稱是「一群苦逼社會記者最後的伊甸園」，裡面大概既有體制內，亦有體制外的記者吧。
這些「非主流」記者的數目有多少，我無法知曉。但有一點是清楚的，他們的實踐既有「危」，也有「機」。
「危」的地方當然是失去了體制的保護，體制是控制，也是保護。起碼在內容未出來前，已有審查部門把敏感內容事前槍斃，牽涉其中的記者所造成的影響也有限。體制內層層分工及主管下屬，也盡量讓責任與懲罰減輕。但體制外的獨立記者沒有這保護傘，處於相當不確定之中。例如，2013年9月，「謠言及誹謗犯罪量刑規定」出台後（轉發500次以上），他們比體制內的記者面對更多不確定，畢竟，在體制外打擦邊球更危險。
「機」的地方是，中國網絡資本投資及技術開發近年大飛躍，卻苦於缺乏吸引的內容，包括新聞內容。所以，獨立記者的靈活，敢觸碰稍為敏感話題，不少網絡平台也歡迎他們，也養活他們，而對他們，審查只能在發佈後。例如一個敏感的新聞故事或評論，讓他們發佈幾小時或一個晚上，即使最後被刪，也可有數以萬計或十萬計的關注。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這一切並不純粹由少部份獨立記者的道德勇氣所決定，整個媒體以至傳播生態也在起作用。廣義的官方媒體被極度管束，有「殭屍化」的現象，加上遇上全世界也在發生的網絡新媒體的衝擊，令愈來愈多的新聞傳播，尤其是首發，並不是透過媒體的，而是社交媒體，就像近日在大陸熱議的「雷洋案」，就是完全由網絡開始發酵，重重束縛的媒體很明顯是滯後的。因此，走鋼線的獨立記者得以混在其中，發揮他們體制外的專業作用。
這一切都與宏觀的中國網絡及媒體產業大勢，以至政治局勢有關，我會在下篇再分享我的觀察與分析。
（「中國媒體政治觀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