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依依
2010年，深圳慶祝特區成立三十週年。
這一年，單在深圳便有四、五十萬員工的台資電子代工廠富士康，十數名基層工人自殺，控訴低微的工資、沉重的壓力。
這一年，就在慶典上，國家主席萬裡尋他，也要與香港首富握上了手。
改革開放不及半個世紀，遍地早找不到一絲社會主義的餘韻，早經資本主義掃蕩的中國，受重視與矚目的是富豪商賈，曾被奉為「國家主人」的工人階級，聲音益發變得微弱無聞。
此中，乃聽見曹征路以社會各層人物的云云自白、烘托工人從無助而堅定的自強之聲，寫出廿一世紀的當代中國工人小說《問蒼茫》。
原深圳大學中文系教授曹征路，今年剛退休，被稱為書寫「底層文學」的代表。生於1949年的上海，曹征路不但見證了中共治下一甲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1992年他落戶深圳，正值後89的肅殺氣氛中鄧小平剛南巡說話之後、深圳度再穩步進入「改革開放」之中。由此，曾當過工人的曹征路，在深圳工業化起始之際，以文字與工人階級再度扣連。
他本為出版工人雜誌而來，卻因後來雜誌失敗，94年、95年轉到深大任教。
雜誌鎩羽，也許預示了工人階級在深圳被逐步忘卻的命運：他本想辦一份喚起工人意識的雜誌，但「這是玻璃紙呀，不能深談，就是誰養活誰嘛。只能內部交流。」內部交流如同扼殺雜誌，曹征路如今憶亦當年出版管理部門不許其生存的原因：內部固有編輯路向的分歧：「他們的想法是滿足打工者的一般需要，什麼談戀愛、生理衛生呀、情緒性的宣洩呀、打工指南呀。他們想辦這樣生活性的東西。」但曹征路的抱負，一是維護工人權益，第二是關心工人發展，「兩者恰恰是最跟資本對著幹的。改革不是什麼改革，就是把勞動力當成資本。這才是核心的東西，現在共產黨都不講了，就是把人當成商品。這才是核心的理由。」編輯小組擔著重大的壓力，最終無疾而終。
十多年後，在「打工指南」類的工人讀物也發展出工人維權意識的當下，曹征路終於堂堂正正為工人階級寫出一部寫實的長篇小說《問蒼茫》。
2008年，《問蒼茫》出版。小說以深圳「幸福村」裡的台資電子工廠「寶島」為場景，幕開，一場暴風雨下的罷工便揭示了工人如何明晃晃地備受剝削：悶的氣候裡工人蘊釀集體行動，因為一批領著生活費、將過試用期的工人聽說他們快被遣走，工廠藉以省掉一筆較高的工資。於此，小說角色逐一出場：從貧困貴州與同鄉姊妹一起出來打工的柳葉葉與毛妹、想出在偏遠山區招工並不斷辭退工人的經理馬陽明、獨力來深開廠的台藉老闆陳太、「想做事也想做人」的工廠書記常來臨、依傍著幸福村村長文念祖謀生活的大學教授趙學堯及何子鋼……每個人物在一個個爭扎中選擇了各自的步姿與道路，走向「寶島」結束時另一場起源於火災的罷工，交織出寬闊的廿一世紀的中國農民工狀況。
《問蒼茫》是在曹征路在其「底層文學」代表作《那兒》在04年出版之後，寫出的作品。《那兒》描寫的是國企下崗工人的抗爭，「從當時起中國有個關於底層文學的討論，討論了幾年以後，反對聲音很多、很響，認為底層寫作是沒有出息的。中國知識分子在89年運動後，不論新左派、新右派，本來都支持改革開放；但92年後便分裂了。因為很多人觀察到改革開放並不是朝著對人類有利的方向發展，但是朝著有利於資本家，令人警惕。就像魯迅在30年代說，舊病未除，新病又來：舊毛病──封建主義的毛病──在改革開放時未克服，新矛盾──資本主義的矛盾──又來啦。這個大分裂，導致到了2000年以後中國當代文學已經走不下去了，大家都厭煩，寫的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現實精神追求沒有關係，變成了少數人在搞技術操作。」2000年後，曹征路視中國文學及文學作家已然「墜落」，他批評被捧紅的作家，「北京話叫『花火』，搞假的，玩形式，不是真東西」，被指控者甚至有當今西方文學界最紅火的余華與蘇童。「到了2000年這局面大家都清楚了。這時候，我提出並不是說要替工人說話，我只是說怎樣推動當代文學的進步。就寫了《哪兒》。結果一出來引起了一場風波。我本來是中國作家協會的老會員，他們現在都很排斥我。」
而當浮躁的氣氛籠罩文學圈子、作家紛紛離棄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時，「我也是賭氣，你們覺得成不了氣候，偏要寫給他們看看；更深層的是我在這個地方生存了十幾年，馬上就要退休了，要對自己有交待。」曹征路繼《那兒》後再寫作了《問蒼茫》。
作為新左翼文學，《問蒼茫》的道德立場分明站在工人的一邊，人物塑造卻不失立體而豐滿。書中，每個人物都自問亦互問著「你來深圳是為了啥？」，卻都在閃閃發亮的「事業」招牌前，或屈膝、或陷落、或犧牲、或醒悟。譬如原懷抱著理想主義的工會書記常來臨，第一次罷工時訝異於資本的無良而力勉罷工工人免被解僱，卻在逐步走向老闆陳太的生活核心後，竟同情起背負了白血病弟弟的陳太的孤寂起來，誣蔑追討工傷賠償的毛妹。又或如脫離校園的教授趙學堯，本意為深圳的巨大時代轉變作見證與理論分析，卻在為地方政治勢力作宮闈事務的跑腿，最後學術書寫亦被收買剽竊。個體雖都有善良的一面，卻在進入資本主義的生活圈後，彷彿都滿有情由，順應著資本運作的邏輯，以逼迫他人來維持自己的命運。
曹征路分析說：「從個體來看，不管是哪個職業，人性本身都差不多，善惡都知道，美醜都有基本的判斷，資本主義最致命的東西，不在個人的品質怎樣，在於人一旦進入這個邏輯，必然要走向這方向。也不一定是逼。」
「馬克思寫《資本論》時特別留意，極端惡的工廠特例剔除不寫，上千個案例，只保留一般的、習以為常的例子，然後計算它們是怎樣獲得剩餘價值的。馬克思這樣做為了使自己的判斷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以一般化、大家司空見慣的生產方式，來說明你的錢實際上是佔有那別人的勞動、是剝削，而不是偶然這個老闆特別惡。」即使是陳太這總是以嬌滴滴弱女形象撒嬌出現的老闆，曹征路筆下仍寫她獨力難撐、不諳大陸政經形勢的窘態，「她有惡的一面、善的一面，對別人的欺壓，就帶有必然性。」
在每個人都被捲入資本主義漩渦之中的同時，柳葉葉的「事業觀」卻是逆流而上，從本來傾慕於常來臨、聽從其鼓勵上夜校、寫詩，努力於個人奮鬥，希望獲取文憑、當個文員，順著社會台階攀爬上去。後來在同村姊妹毛妹的意外中，柳葉葉醒悟到，事業要回到底層人群去。
「大多數人很少能經歷這樣的覺悟，要經歷極大的痛苦，或愛思想的人才會有。柳葉葉要經歷了這些才知道不可能有前途的，真正的前途在和人民、老百姓一起，這樣一來她就踏實了，不會有『人人去當太陽』的想法。」書中人物栩栩如生，除卻因為曹征路為工人出身，亦曾在剛抵埗時考察過工廠，熟知工人的生活，筆下多人亦有藍本所依，正如柳葉葉，「我曾經接觸過一個夜大的畢業生，工廠裡出來的，談過一次話，她到深圳有七、八年了，氣質讓我印象很深。」
柳葉葉後來走上維權之道，去血汗工場當臥底工人調查工廠情況，曹征路便是以其原型而寫。亦如書中另一技術工人出身的維權勞工工作者，一而再、再而三被與資方結合的惡勢力毆打致殘。曹征路說，本就聽聞許多深圳律師辦案被打的經歷。而唐源所辦的外來工協會、春風服務社等等，其實現實裡邊有，曹征路寫作時雖有參考，卻未有直接尋訪，他說一來不敢如此張揚，「書沒出來前不想讓人知道」，可見在資本與政治權力關係越益密切的當下，縱使只是與起來抗爭的弱站在一起而不是維權行動，寫作亦已承受的相當的政治風險──卻亦有說曹征路因善於拿捏尺度，政府落黑不重，書記形象良好，書才能順利出版。
曹征路卻豁然面對來自兩極的反應。他說，既沒有刻意尋找「安全地帶，深圳本來就是灰色的，這才有代表性」；但書出版後，亦未曾面對真正的壓力。「雖然很多人罵我，但不敢理直氣壯。因為我是講事實的，沒有我妖魔化了誰。我拿的是真貨、甚至有的東西就是你的文件，所以你拿我沒辦法，就是深圳巿委宣傳辦也是灰溜溜的。」譬如批判資本與政權合謀，書中就有老闆陳太最後欠薪跑帳，最後由村政府文念祖來承擔，曹征路直白的說：「實際深圳很多這樣的事，政府也必然買單。這次富士康不就是政府買單嗎。社會主義最不好的東西就是封建主義，領導要臉，中國國內問題這麼多，奧運、世博就是為了面子。」
《問蒼茫》出版時，正值2008年新《勞動合同法》出台，書中描述了資本家如何想訪設法反對與抗拒保障工人待遇的政策──馬明陽邀請學者為老闆召開「培訓班」，學習逃稅避責、如何給「問題員工」降職降薪的技巧。資本漠視法紀地鑽空子剝削工人，技倆層出不窮。不過兩年時間，近月《廣東企業民主管理條例》出台諮詢，以港商為首的企業即群起反對，致使條例草案被收回抽屜當中。時光循環，工人被困在永劫回歸的歷史中，不許逃離。
不過，縱使被綁在困頓之中，工人自主的呼救與掙扎，越來越多進入人們的聽覺與視野之內。富士康工人以自殺發出無聲的抗議，本田工人以頑強的罷工逼使廠方改善待遇，都是2010年令世界矚目的工人抗爭。
然而，曹征路似乎對此甚為悲觀：「我們國家傳統的工階級已不存在。馬克斯、恩格斯說的工人階級也非國營企業裡的工人。直正的工人階級是當時英國圈地運動之後，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巿，打零工，沒生活保障，不被城巿接納，與農民工有點像，城巿不接納他，特別是第二代，又回不了鄉。這一部分人更是馬克斯所說的工人階級。」但曹征路認為農民工與英國工人階級所不同的是，農民工當未發展出自己的主體意識。「所以說他的未來，可能要經歷一次大的社會動蕩、痛苦，才會有一批人覺悟。為什麼早期、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能搞得紅紅火火呢？因為那是有個進步的政黨在幕後推動，共產黨是先進的政黨。工會組織、讀書會、互助會、工人夜校，名義上不叫工會，實際上是。共產黨現在成了壓迫者。現在更加難了。」
「現在即使是本田工人的罷工是純粹的經濟利益鬥爭，它有作用，有助工人團結，但有限，因為沒有遠大的目標，沒有整個階級的抱負。馬說，工人階級要最後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意思是目標太小，最終還是會被炒掉。只有最遠大的目標，才有可能得到最終結果。為什麼文革得到那麼多人擁護，白天上班、晚上寫大字報，跟人家辯論，有人的主體、主觀能動性，因為工人覺得是天下的主人，所以要關心國家大事。現在有誰覺得是自己的主人？都是打工唄。」曹征路筆下的柳葉葉，最後放下寫詩的筆桿，鑽進工廠調查寫作實地報告、給工廠提出整改方向，本是一次從「打工」到自主勞動、站在工人立場的身份置換，但在現實巨大的阻力之中，對工人行動，曹征路心內似乎並不踏實。
是從「工人」到「打工」，還是從「打工」到「工人」？這是一場工人文學如何定位的討論，也是中國工人如何在這「世界工廠」立足的思考。